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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农案件的法律思考

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 迟菲


[基本案情]
二00一年十一月，原告陈继义、戴祖兴从山东省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引进栽植了大棚栽一年生"燕红 11号"甜油桃果树共三点三亩，根据该油桃品种栽培要求，需喷施或土施农药多效唑控制生长，促进花芽形成，才能达到预期产量。为此，二原告于二00二年七月二十日从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以每袋一元二角，共计九十六元的价格，购买英杰牌 15%多效唑(登记号为L591423)八十袋，按农药说明要求分三次喷施在所栽培的油桃树上。同年八月，二原告发现喷施所购买多效挫没有控制住油桃树长势后，眼看一年的收成将成泡影。为此，原告找到第二被告要求解决未果后，向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进行了假农药投诉。祁县农业局执法办对第二被告经销所余的多效挫农药二十八袋进行了登记保存，并在祁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干部的指导下，对投诉双方当事人作了调查记录，证实原告所投诉农药系第二被告销售的后，封存两袋样品农药，双方各保存一袋，以供检验。后又以第二被告经销扩大使用范围药(标签不规范)对第二被告作出了"警告十五天内改正标签，罚款三百元整"的行政处罚。此后，农业局对此事进行了调解，但因双方差距过大，调解失败。农业局随后将登记保存的二十八袋多效唑退还了第二被告。二00二年十一月二原告以被告出售假农药给其造成经济损失为由诉至山西省祁县人民法院，请求判令二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人民币六万一千八百二十四元，并承担诉讼费用及鉴定费。
[律师代理工作]
在与被告协商不成后，二原告找到山西省华晋律师事务所，委托贾升贵、迟菲二位律师代理本案。接受本案委托后，律师进行了如下工作：
1、积极协助二原告向山西省农药检定所提出鉴定申请。农药检定所在对该农药初步审查后提出，该农药依法登记的适用范围是油菜与水稻，被告销售的农药扩大范围至桃树，属标签不符合规定，因此，当时与第一被告通电话，要求第一被告通知农药厂家及销售方，协调解决此事。
2、在第一被告处理期间，经原告配合律师调查，发现如下事实：
1）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系被告祁县农业局(原为祁县农牧局)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向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开办的集体性质法人企业。企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三万元，该资金名义上由祁县土肥站投资，实际系由企业自筹解决。该企业开办四年来，一直由王刚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承包经营，每年向被告祁县农业局交纳承包管理费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主管农药、农膜、化肥等。
2）原告栽植的油桃品种属优质品种，产量及售价喜人，原告在整个栽培过程中严格按照程序栽培，但由于喷洒的多效唑有问题，造成绝产。
3）第二被告农药系从河北某个人手中进货，没有合法的进货手续，用清水溶解与正规途径购得的统一品牌、浓度的产品目测差距大，很可能为假农药。
在上述事实的基础上，律师请原告再次与被告联系，试图调解，但被告无调解诚意。为此，经与原告讨论，决定起诉。
3、为确定起诉的诉讼标的，充分准备诉讼证据，律师进行了如下工作：
1）查阅并复制了第二被告的工商登记档案，并进行了分析，发现如下有力证据。A、第二被告原属于第一被告的分枝，1993年应我国脱钩改制政策，重新注册成为集体法人。B、自1993年起，由王刚以法定代表人的身份，承包第二被告。C、第二被告注册资本三万元，名义上是第一被告投入，但从承包协议以及验资发票可以看出，三万元为王刚投入。D、第一被告每年收取第二被告1500元承包费。
2）委托山西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对二原告栽种桃树的损失进行鉴定。得到"关于祁县古县填满桑村(二原告桃园)大棚桃树产量与收益调查评估"报告。结论为"二原告桃园中单株上应具有结果能力的枝都在十条以上，按每枝条留三个果，单呆重一百五十克计算，单株产量应在四点五千克以上，全园现有株数一千一百四十五株，应有产量约为五千一百五十二公斤"。
3）向太原市及山西省水果批发市场了解油桃的售价。但由于油桃不在价格统计范围，该证据未取得。仅取到油桃在外省市的售价。
4、向法院提起诉讼，同时申请对争议农药进行鉴定。经法院委托，由法院对双方原封存的争讼农药多效挫样品(二原告与第一被告各提供一袋)二袋委托山西省农药检定所进行了质量鉴定，结论为"1、经检测，该来样产品未检出多效挫，属不合格产品;2、该产品标签内容与登记内容不符，只应用于水稻秧田和油菜苗床，其余均属扩大使用范围"。
[开庭情况]
在取得鉴定结论后，法院组织双方进行了第一次庭审，庭审双方的主要焦点集中在：
1、原告喷洒的农药是否从被告处购得；2、被告销售的农药是否属假农药；3、原告桃树绝产与假农药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4、第一被告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上述焦点，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辩称:原告所诉被告所售是假农药不是事实，超出农药登记范围的情形不属于假农药的情形。虽经鉴定，但结果不能作为判定被告所售农药不合格的依据，原告无法证明被检验的农药是从被告这儿买的，超范围的情形与原告的损害后果无因果关系;被告对原告所称损害后果不予认可，此品种是首次栽种，能否形成产量不可估计;原告使用被告农药与没形成产量无因果关系，影响产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形成产量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且原告所述产量与价格均严重不实。
对此，原告律师进行了充分的反驳：首先，原告持有被告开具的农药收据，被告称收据上仅写明了多效唑，但未写具体的品牌与浓度。律师对此认为，收据是被告开具给原告的，能充分证明被告销售给原告多效唑，如被告认为其销售的不是英杰牌15%的多效唑，被告需举出反驳证据予以证明。其次，由农业局提供的查封农药的纪录中可以看出，在查封农药时，第二被告是认可其销售给原告英杰牌15%多效唑的。其次，法院将农业局查封的农药向农药检定部门进行了检测，在该农药中根本没有多效唑成分，依照我国《农药管理条例》，该农药属于典型的假农药。再次，原告栽种的桃树为棚栽油桃，与普通桃树有区别，在大棚中栽种油桃，必须使用农药控制桃树的长势，这样才能当年栽种，当年收获。被告如果认为油桃绝产存在其他原因，须进行举证。
被告祁县农业局辩称:2002年8月13日，原告到该局综合执法办投诉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销售假农药。当月十五日，该局执法办人员到所诉门市部进行了突击检查，查到原告投诉的英杰牌15%多效唑28袋，并马上异地封存到该局执法办，以鉴别真伪。经鉴别，英杰牌15%多效唑系江苏宜兴市生物化工厂生产，登记证号为L591423，依照国务院《农药管理条例》第五章第十三条规定，所投诉农药不在假农药定义内，不是假农药，而是标签不规范不合格。当时经与省农药检定所等部门联系化验多效挫约有效成份含量，但均答复没有标准样品不能检定，后该局又根据原告要求组织双方调解，但因双方差距太大，调解失败。对原告起诉该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因土肥站第二门市部是独立的法人企业，不是该局分支机构，且农业局承担的是国家赋予的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监督管理工作，原告让该局承担赔偿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另原告所诉赔偿涉及与老天爷打交道，油桃花芽的形成不确定因素很多，不单纯取决于药剂控制，还与油桃品种纯度是否可、药物使用时期、方法、浓度等有重要关系。综上所述，该局恳请法庭划定该局不作被告，不承担连带责任。
针对农业局的答辩，原告律师指出，首先，农业局作为农药管理部门，应对农药的经营、进销货渠道进行管理。农业局在这一管理过程中未尽到应尽的职责，存在过错，依照我国民法通则过错原则，农业局依法应承担连带责任。其次，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系被告祁县农业局(原为祁县农牧局)于一九九九年三月向祁县工商行政管理局申请登记注册开办的集体性质法人企业。企业注册资金为人民币三万元，该资金名义上由祁县土肥站投资，实际系由企业自筹解决。该企业开办四年来，一直由王刚以企业法定代表人身份承包经营，每年向被告祁县农业局交纳承包管理费人民币一千五百元，主管农药、农膜、化肥等。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脱钩改制案件的有关规定，农业局须在出资不实与收取管理费的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
在庭审过程中，第二被告提出对多效唑与油桃绝产的因果进行鉴定。为此，法院与多家机构进行了联系，最终，针对多效唑对油桃树的药理作用及产量影响程度向山东省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进行调查取证，该所出具的证明表示，未喷多效唑的燕红 11号一年生油桃树，次年结果很少或基本没有产量，而喷施多效唑后，次年产量一般可达五千克以上，差异十分显著。为此，法院进行了第二次开庭。对这一证据进行了质证。在二次开庭过程中，法院着重对油桃的市场价格进行了调查。经原告调查，油桃在四月初在祁县当地超市价格为12元/斤，但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取到书面证据。被告指出油桃在当地价格不等，从3.5元到4.8元/斤。为此，原告律师指出油桃的价格应由法院根据双方主张及市场行情酌定。
[审理结果]
经过两次开庭，法院最终作出(2003)祁民初字第7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根据二原告提供的购农药票据、祁县质检局证人证词、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对第二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调查笔录与行政处罚手续及本院委托山西省农药检定所所作农药质量鉴定结论，足以认定第二被告向二原告出售的英杰牌15%多效唑存在严重质量问题。致使二原告向所栽植油桃喷施该农药未能实现应有效果，根据潍坊市农业科学院果树花卉研究所证明，证实第二被告销售存在质量问题农药的行为与二原告所遭受油桃无收益损失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第二被告依法应对二原告所述经济损失承担主要赔偿责任。另据原告复制第二被告企业注册档案材料显示，该企业注册资金存在与实际投入资金不符的情形，且作为该企业开办单位的第一被告每年都向开办该企业收取一千五百元的承包管理费用，故第一被告祁县农业局应在开办企业实际投入资金与注册资金差额范围内及所收取的管理费范围内对二原告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另二原告所诉损失，除与被告上述行为有较大的因果关系外，作为受损的油桃植
物，与自然气候条件及二原告自身的管理及农药喷施方法也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故对所受损失二原告亦应自担部分责任。对油桃产量评估报告，被告虽有异议，但所提供录音资料证据不足以否认评估报告的有效性，故对该评估报告本院予以采信。对油桃价格问题，双方争执不一，但均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供有效证据，故本院应结合双方自认情况及当地现行市场价格合理予以认定。
据此，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条、第四十条第一、二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一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七项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军队、武警部队、政法机关移交、撒销企业和与党政机关脱钩企业相关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限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原告陈继义、戴祖兴油桃减产经济损失款人民币四万一千七百三十一元，由被告祁县农业局对上述损失在人民币三万六千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其余经济损失由二原告陈继义、戴祖兴自担。
案件受理费二千三百六十五元，调查取证费一千一百八十二元，评估费一千零五十元，农药鉴定费三百元，合计人民币四千八百九十七元，由被告祁县土肥站第二门市部负担四干四百零七元，由二原告负担四百八十九元七角(二原告已预交，被告应负担部分于执行时直接交付二原告)
[评析]
本案属于农民维权案件，该案件的公正审结的意义远远超过案件本身。近年来，坑农案件发生频繁。常见的有假农药、假种子、假化肥、假农资等等。坑农案件有几大特点：
1、危害范围广。农资作为国家监督经营的物资，由于销售单位与生产单位相对集中，因此，在一定的范围内的农民往往购进的是同一家经营的同种农资。如果某一单位销售伪劣农资，往往危害一方，造成损害范围极广。
2、损害后果大。农业生产同一般生产不同，农业生产周期长。因此，购入伪劣农资的农民往往无法当时发现危害。而是在辛勤耕作一年后，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才发现所购农资的问题，而此时，往往已经造成了很大的损害，农民一年的辛勤劳作付之东流。
3、损害无法补救。农业生产的特性同时也决定了伪劣农资造成的损害无法补救。在损害真正发生后，往往已经无力回天。
4、社会危害性大。农业是我国的基础。我国存在广大的农业人口，农民的权益受到损害将大大降低农民生产与创造的积极性。如这类案件发生过多且处理不当，必然影响我国的农业生产与社会安定。
因此，坑农案件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受到各界的普遍关注，山西电视台“金土地”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因此，如何帮助农民通过总结本案的教训，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成为律师本案审结之后的工作重点。
首先，农民要有一定的农资管理法律常识。农民朋友应当知道什么样的单位是具有销售农资许可的。在购买农资时，要到国家制定的经营部门购买，并且要察看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及销售证书。本案正是因为原告在正规经销店购买，才得以诉讼。如果本案原告从个体手中购买农药，很可能只好“哑巴吃黄连”了。
其次，农民购买农资是要开具发票，发票内容要写详细。发票是证明购买行为的有力证据。本案中，实际该村购买假多效唑受到损失的不止原告两户。还有一些农民由于没有开具收据，难以证实在被告处购买农药的事实而无法在法院立案。只能在本案审结后通过其他途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最后，农民在受到假农资的侵害后，要及时同有关部门联系，反映情况，要求赔偿。必要的时候，要敢于诉讼，通过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

　　精神损害赔偿是指基于侵权行为致使他人产生生理或心理上的痛苦不安及精神状况的异常等无形损害，要求侵权人通过财产形式的赔偿方法进行救济和保护的民事法律制度。建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次在法典中试探性地写进了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使精神损害赔偿这个保护民事权利、制裁民事违法的法律武器，第一次走进了人民的生活中，成为中国法律的概念。经过多年的研究和实践，我国民事领域的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司法和理论研究都已经基本成熟。但是，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和身体权方面受到损害，受害人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法院都会判决驳回。本文拟对被害人增设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做些初步探讨。

　　一、精神损害赔偿在外国立法上的演变

　　精神损害赔偿同其他法律制度一样，也存在一个萌芽、发展、完善的历史过程。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萌芽于罗马法发展的第四个时期，即法典编纂时期①。法学家普遍认为，由《十二表法》规定的残酷刑罚（其中包括同态复仇）使得裁判官引入了“侵辱估价之诉”，通过它，刑罚变成了财产刑，并授权审判员根据正直的标准逐案地确定幅度或罚金额。②这个时期，裁判官允许被害人提起“损害之诉”，自定赔偿数额。至帝政时期，损害赔偿的请求权，完全由裁判官视损害的性质、受害的部位、加害的情节及被害人的身份等斟酌定之。③

　　精神损害赔偿发展于17世纪至19世纪。在萨克逊法中，认为自由之受害人除得请求赔偿回复自由的费用和所丧失的利益之外，尚可就精神痛苦请求赔偿。法国判例认为，自由权的受害人与其他的利益之受害人相同，得请求抚慰金。侵害生命权，法国判例保护精神上之利益，对于因近亲被杀而生之精神痛苦，概命支付抚慰金。

　　精神损害赔偿的完善于现代。英国是现存英美法系国家中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其对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支持更是走在世界前列,并且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英国1870年《没收法》和1952年《治安法院法》规定,法院审判某人犯有可诉罪时,只可命令其赔偿由于或通过犯罪致使申请人遭受的财产损失或损害。但1972年《刑事审判法》规定,可以命令对犯罪行为所造成的人身伤害也负赔偿责任。而在此之前,人身伤害不能给予赔偿。根据普通法的规定,人身伤害包括各种特定的侵权行为,如人身攻击、胁迫、精神折磨等。

　　英国1976年颁布的《不幸事故法》对侵害生命权的赔偿又作了详尽的规定,赔偿对象包括财产损失和非财产损失两类,其中非财产损失包括寿命缩短、死亡痛苦、社交损失及被害人家属精神的痛苦。近年来,故意在精神上加以迫害或在精神上加以干扰,甚至骇人的恶作剧都可以成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理由。英国法将刑事犯罪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独立于刑事法律之外,在形式上以判例的方式和侵权法等成文法方式加以规定适用。

　　二、确立附带民事诉讼受害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意义

　　1、有助于对受害人及受害人家属进行抚慰。精神损害的最终表现形式，就是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精神痛苦的产生有两个来源：一是侵害自然人人体的生理损害，当侵权行为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时，给权利主体造成生理上的损害，使其在精神上产生痛苦；④二是侵害自然人心理的心理损害，当侵权行为侵害自然人的人身权利时，侵害了人的情绪、感情、思绪、意识等活动，导致人的上述精神活动的障碍，使人产生忧虑、愤怒、恐惧、焦虑、沮丧、失望、悲伤、抑郁、绝望、缺乏生趣等不良情感，造成精神痛苦，包括肉体上的痛苦。当自然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受到伤害，为减轻其本人及亲属的痛苦，应给予一定数额的金钱予以抚慰。⑤

　　2、有助于我国的附带民事诉讼融入国际潮流，保护我国公民的合法权益。近年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公民权益损害的赔偿立法发展最明显的趋势是保护范围逐步扩大，由原来的只限于财产损害赔偿发展到精神损害赔偿。如果我国不尽快确立和完善被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就不会融入世界各国法律发展的潮流，也不利于保护我国在国外生活的公民的合法权益。我国刑法第八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照本法规定的最低刑为三年难以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受处罚的除外。因我国法律没有赋予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外国人在国外对我国公民犯罪造成受害人精神痛苦的，我国公民没权请求支付抚慰金，不利于我国公民合法权益的保护。

　　3、有利于贯彻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温家宝总理向世界作出庄重承诺：让人民活得更有尊严。受害人及家属在自己或亲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遭受侵害造成心理损害时，被告人对其进行精神抚慰和经济补偿，而使受害人或其家属的尊严、威信和社会评价恢复到最佳状态，与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和政府的一贯主张相符合。

　　4、有利于体现公平正义。在立法上有悖公平原则：三大诉讼中，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原告方在遭到精神损害时有获得精神抚慰的法律规定，而刑事诉讼中却没有这方面的规定，是立法的不公；在案件的处理上存在不公：在审判实践中，被告人赔偿受害人损失的和解案件中，被告人为博得受害人的谅解，对被害方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被告人都接受，特别是在交通肇事案中，受害方都会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要求，在双方签订的和解协议中精神损害赔偿都附卷备案，而同是交通肇事案件，案情完全一致，被告人与受害方达不成和解协议的情况下，对受害方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在判决中就会不支持，会出现执法混乱，当事人无法理解法院的执法尺度。

　　三、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规定

　　完善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立法规定有两种方式可供选择：一是“两高”出台新修订《刑诉法》司法解释时，对侵害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造成精神痛苦损害的，受害人及家属请求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解释》执行。二是在《刑诉法》第一扁第七章第九十九条增设第三款：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致使被害人的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造成受害人或家属精神痛苦，受害人或家属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一百二十条的规定。

　　
参考书目：

　　①《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18—19页。

　　②黄凤译：《罗马法教科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04页。

　　③吴文翰等《罗马法》，群众出版社1983年版，第256页。

　　④杨立新等人所著《精神损害赔偿》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19页。

　　⑤李伟：《用“精神损害赔偿”称谓诉讼纠纷质疑》，载《现代法学》1988年第4期。


　　（作者单位：湖南省宁远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