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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拒绝术前签字导致孕妇死亡事件的思考

韩怀忠


11月21日，一件发生在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的孕妇及胎儿死亡事件举国震惊。
当日下午4点左右，一名22岁的孕妇因呼吸道感染生命垂危被其丈夫送进北京朝阳医院京西院区，医院决定将身无分文的孕妇免费收入医院治疗，为挽救孕妇及胎儿生命，医生欲为孕妇行剖宫产，但其34岁的丈夫拒绝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在此期间，医院上至院长、下至医护人员一直守在病人旁，并且破例在病房临时设立了手术室。为了动员患者的丈夫签字，医院不惜向公安机关救助，加上在场的其他患者和记者苦心相劝，但这位患者的丈夫仍不为所动，并承诺为不签字的后果负责。医院向上级卫生行政部门请示后，得到的答复是“患者或家属不签字，不能手术”。在医院进行了所有的努力后，最终只得选择眼睁睁地看着两条生命渐渐远去。
在我国，重大医疗事项签字同意制度由来已久。曾经有医生出于职业的本能，在患者方面没有同意的情况下，为患者采取了某些更积极的治疗措施，尽管疗效不错，但换来的却是患者日后的投诉，结果医院和医生陷入了医患纠纷之中，正是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才使得今天的医疗机构，在执行知情同意方面，不敢打丝毫的折扣。
本来只要及时剖宫产就有可能保证母子平安的普通的临床急诊演变成一场社会悲剧，令人痛心。我们回过头来再度审视这一事件，不难发现，一个个可能挽救孕妇生命的机会被一一错过。就好像每个人都端着一盆水，但大家惟一可做的只是等着生命之花悄无声息地枯萎。
事件发生后，医护人员痛心，民众震惊，舆论一片哗然。这一事件涉及深层次的社会、法律、伦理、医患关系问题，人们在谴责患者无良的丈夫行为的同时，也引发了“谁该为两条生命负责”的争论。
毫无疑问，按照现行的医疗卫生法律规范，医院和医生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没有过错。正如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所表示的那样，手术不同于一般检查，医疗机构在手术之前征得患方同意并签字是必须严格执行的。患者有自行选择治疗方式的权利，同时，签字手术也是防止医院滥用治疗权利的有效方法，这种做法符合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与此同时，手术之前必须征得患者或其家属同意并签字，并不表示医院是在规避风险和转移责任。签字后，医院在治疗过程中没有按照医疗规范来做，照样要承担责任。
在本起事件中，医院依据《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已履行了告知义务，在其特定关系人仍明确拒绝手术情况下，一边积极说服，一边抢救治疗，做好手术准备，其做法符合现行法律规范的要求。虽然相关法规赋予医院和医生在特殊情况下的“特殊干预权”，但其行使的前提是“无法取得患者意见又没有家属或者关系人在场”，在此事件中，医院的干预权受到了患者特定关系人的明确阻碍，导致手术无法实施。据北京市卫生局组织妇产科、呼吸内科、心内科等专家进行的评审认定：孕妇就诊时病情已非常严重，医院的特殊干预权受到了患者家属明确阻碍，导致手术无法实施，最终死亡不可避免。
让人难以理解的是，事件发生后，许多人不是去谴责孕妇无良的丈夫，而是对医院的做法提出诸多质疑，指责医生的冷漠和医院的铁石心肠。许多人凭着朴素的感情，对这对母子如此死亡不能理解，他们认为救死扶伤应该是没有条件的，用不着征得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认为医院在违法与救死扶伤两难中选择了循规蹈矩，放任了两条生命消失后果的发生，难以逃脱道德的谴责；更有所谓的专家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不负责任地发表评论，认为抢救存有缺陷，无中生有地指责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中有8人查不到资质。所有这些，令参与抢救的医护人员倍感心寒。
好在本起事件发生过程中有记者在场，有众多的患者和警察作证，有现场拍摄的录像，医院和医生才有幸避免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医德批判；北京市卫生局组织的专家组也对当时的抢救过程进行了评估，认为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医务人员对孕妇施予了包括使用面罩氧疗、无创呼吸机、手动呼吸器、经气管插管进行有创机械通气等呼吸支持的有效救治，采取了他们力所能及的措施，不存在抢救缺陷；北京市、区两级卫生执法机构也很快通过调查为参与抢救的31名医务人员出证，确定他们均具有合法的医护资质。
尽管目前事态已渐平息，但本着客观和依法执业的精神，从维护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共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角度，有必要对这一事件所涉及的有关问题予以反思。
首先，从尊重法律的层面上看，这实际是个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问题。法律只可能规定程序正义，而不可能规定实体正义，当然程序正义应当向实体正义靠近。病人在术前签写手术同意书是一个法定程序，其目的是明确医患双方各自的权利和义务。知情同意从本质上是尊重人对自己生命的处分权，每个人都有权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任何其他的人不得侵犯。在法制社会，公民的一切活动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任何人的行为都不能超越法律的规定。在医疗卫生领域，法律规范是保证医生实施救死扶伤人道主义义务和保障公众健康的最后一道防线，当道德和法律发生冲突时，医生的行为最终要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这绝对没有错。这起事件只是一个特例，因为像孕妇的丈夫这种人毕竟是极个别的，他一定会为他的愚蠢和缺乏责任心而后悔，良心的十字架将让他背负终生。如果我们仅凭感情用事，以情感和道德突破法律底线，不仅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也是对生命的不尊重，会发生更多的草菅人命的事情。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些医疗法律规范，几名医生一商量就可决定给谁做手术的话，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会出现怎样的结果？会造成多少人间悲剧？尊重患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保护了绝大多数患者，社会和人们应多些理性。否则，仅凭感情用事，依法治国，建设法制国家只会是句空话。
其次，从人们的情感与道德的层面上看，在患者的认知存在明显谬误时，出于人们善良的情感考虑，医生似乎可以在患者或家属不签字的情况下，从其所掌握的医学知识的角度，替患者做出进行手术的选择。但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呢？众所周知，医疗风险无处不在，不仅是手术，即使是普通感冒或注射一针抗生素就有可能使貌似身强力壮的人瞬间失去生命。如果医生替危重病人行使了决定手术的权利，最终也没能挽救患者的性命，这时，法律能因为医院或医生从道德的角度为生命担起了责任而给医院或医生一个宽恕的理由吗？法律会因此放过违反法律的医院或医生吗？孕妇家属会因此放过没经过他们同意就施行手术的医院或医生吗？如果法律问责，患者家属维权，谁来保护医院？谁来保护医生？
第三，从目前医院所处的社会环境层面上看，近年来，由于医患关系紧张，一方面病人失去了对于医生的基本信任，另一方面也使得医生在治疗程序上更加谨小慎微，在遵守程序与救死扶伤两难选择之间更倾向于选择前者。通过遵守程序，医院和医生规避了一些麻烦，但过分强调程序也使患者多了一份风险。医生在开展工作时，畏手畏脚，不能大胆地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更不敢冒险开展新的医疗项目,使得医疗技术水平难以提高，更使得一些本有一线生机的危重症患者失去治疗机会，到头来，受危害最大的还是患者。因为，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是规避医疗风险的最佳途径。以前，社会风气好的时候，医生很受尊重，许多乡村医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他们所诊治的病人去世了，出殡的时候，家里人会专门到村医务室给医生鞠躬，感谢他们，尽管病人没有救过来，但他们认为医生是尽力了。现在的情况是怎样呢？由于医患之间缺乏最基本的信任，患者家属认为医生就该治好病人，治不好都是医生的责任，人死了就闹医院打医生。如何保护病人的生命权、被救助权和手术权，如何让医院救死扶伤而没有后顾之忧，我们应该从制度上有一系列的保障措施。当生命垂危的病人已经不能有效表达对于自己病情的处理意见，而其亲属又不能或者不愿为此承担责任和义务，应该有相应的国家担保制度，还应该建立针对类似本起事件当事人一类的流动人口的医疗救助保障机制，使病人得到最为及时有效的抢救和治疗。
第四，从进一步完善医疗法律规范上看，现行的某些医疗法律规范自身存在的缺陷，自觉不自觉地为医学的发展设置了障碍，应该引起重视。比如，所谓的医疗纠纷举证倒置，看似维护了患者的利益，但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医患矛盾，实际上是在用法律手段逼迫医生在为患者看病的同时又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行医过程没有过错，把无处不在的医疗风险的责任全部转嫁到医生身上，结果，医院怕出官司，医生进行保护性医疗，不敢开展高风险的诊疗，其远期后果必定是扼杀医生的探索性和积极性。因为许多危重病例是要靠医生临时的“现场发挥”才能挽救生命的，扼杀医生发挥和积极性，说得严重些，实际上等于变相杀人。此外，我们目前强调医疗透明，强调患者的知情权，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过分的透明和知情，会不会使医疗过程烦琐复杂，人为制造消极医疗和扩大医疗盲区，加剧看病难，并成为急诊急救的绊脚石！会不会使我们的急诊急救到了“宁可相信尺码，也不相信自己的脚”的荒唐程度，也值得我们反思。

论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刘传山
（上海市　华东政法学院　200042）


摘要：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按此规定母体中的胎儿当然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如果胎儿在其受孕过程中受到损害至其出生之后畸形或疾病的情况下，不让胎儿对其受到的损害享有赔偿请求权，对胎儿将是不公平，本文检讨了我国现行立法，论述了不规定胎儿的权利能力通过法律规定同样可以达到保护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目的，最后论述了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以期对实务有所裨益并作引玉之砖。
关键词：胎儿　权利能力　损害赔偿请求权
“胎儿者，在母体内之儿也。即自受胎时起至出生完成时止，谓之胎儿。”(胎儿仍在母体之中，为母体之一部。而我国《民法通则》规定“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按此规定，孕育中的胎儿当然不享有权利能力，但是胎儿最终是要出生的，孕育中的胎儿乃未来的民事法律主体，且胎儿是所有自然人生命发育的必经阶段，如果胎儿在其孕育过程中受到损害至其出生后畸形或疾病，或者在其孕育过程中其父母（其未来生活的依赖者）受到人身伤害以至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父亲死亡导致其抚养权受到侵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胎儿出生后不能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显然有违公平且与理不符。
一　我国立法现状的检讨
对胎儿权益的保护自罗马法以来已为各国所重视，“当涉及胎儿利益时，母体中的胎儿像活人一样被对待，尽管在他出生以前对他毫无裨益”，(而我国仅在《法继承》第28条规定了胎儿的继承权，该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出生时是死体的，保留份额按法定继承办理。”可见，我国现有法律对胎儿利益的保护仅限制在继承这一范围，根本没有涉及到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因此，如果胎儿对其受孕过程中受到的损害在出生之后行使请求权，在我国现行法律中将找不到法律依据。这不仅给法院审理案件带来了困难，而且使胎儿权益得不到有力的保护。
我国四川省新?锵厝嗣穹ㄔ壕驮??桓隼嗨频陌咐??992年10月，某旅游公司驾驶员某甲驾驶该公司汽车将行人某乙撞伤，随后某乙在送往医院途中死亡。有关部门认定，某甲应对交通事故负主要责任。乙妻丙当时已丧失劳动能力且怀孕8个月，当年12月丙产下女儿丁， 在争议处理过程中，对丙的生活费安排无争议，但未能就丁的抚养费达成协议。丙丁遂于次年向县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旅游公司承担两人的生活费用。在本案审理中，一种观点认为，在事故发生时丁尚未出生，不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且不属于死者生前的扶养人，因此，不得主张赔偿。另一种观点认为，丁的赔偿请求正当合法，应予支持。可见，法律规定的漏洞不仅给法院的判决带来了困难，而且不利于保护胎儿的利益。胎儿虽在母体之中，但当外力作用于母体时，仍有可能会影响至受孕中的胎儿，若胎儿因该外力之作用至胎儿的生理机能受到影响，胎儿当然应该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加拿大最高法院法官拉蒙特在1933年对“蒙特利尔电车公司诉列维尔案”的判决词中指出：“如果认为一个婴儿在出生前后没有任何因出生之前的伤害提起诉讼的权利，那么就会使他遭受不可弥补的错误伤害。”“正是自然出于公平的缘故，活着出生并且能够存活下来的婴儿自然应当有权处于母亲子宫中时，由于错误行为给他造成的伤害起诉”(r)。
二　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与胎儿的权利能力
承认胎儿出生后对其受孕时受到的损害享有赔偿请求权，符合社会公平理念，但却对传统的民法理论中的权利能力问题提出了挑战，传统的民法理论认为，公民的权利能力始于出生，未出生的胎儿当然不享有权利能力，自然也不承认其出生后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对此，世界各国有两种解决方式：1、视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和已出生婴儿一样具有权利能力。如《瑞士民法典》第31条规定：“胎儿，只要其出生时尚生存，生前即具有权利能力的条件”。2、不承认婴儿有权利能力，在某些事项上视为已出生。如《德国民法典》第884条：“在受害人被害当时第三人虽为尚未出生的胎儿，亦发生损害赔偿义务”。《日本民法典》第721条规定：“胎儿，就损害赔偿请求权，视为已出生”。
在我国理论界也有两种主张：一种主张认为“胎儿迟早要出生，因此，对其将来的利益要进行保留。所以，不妨规定胎儿是有权利能力的。”(“法律有必要赋予胎儿民事权利能力，这不仅解决了现行法律关于胎儿保护的逻辑矛盾，同时也为胎儿利益得到全面保护奠定了法律基础。”(另一种主张认为“民事权利能力从公民出生后才开始享有，未出生的婴儿还不具有民事主体的法律资格，因而并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
笔者认为，对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保护是以胎儿活着出生为前提的，因此，其目的是为了胎儿出生后更好地生存下去，表面上是对胎儿利益进行保护，实质上保护的是未来的民事主体的利益。鉴于此，不规定胎儿的权利能力，法律直接对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保护，同样可达异曲同工之效果。理由是：
第一、民事权利能力是民事主体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两方面的资格，所以“似以改称‘权义能力’为适当”(如果承认胎儿享有民事权利能力，就理所当然地要承认胎儿有承担义务的能力，但如果赋予胎儿一定的义务让其出生之后去承担，显然对胎儿不利且违背社会公平之理念。有人认为：“否认胎儿有权利能力，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就缺乏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对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及其他利益进行保护的法律依据是现行法律规定而不是权利能力。民事权利能力终于死亡，死者不享有民事权利能力，这已是盖棺定论的结论，但我们不是通过法律规定对死者的相关利益进行保护吗？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不能不规定胎儿的权利能力而直接通过法律规定对其利益进行保护呢？
第二、不承认胎儿有权利能力而直接规定其损害赔偿请求权，更符合我国国情且不会与我国的相关政策相矛盾。众所周知，药物流产在我国已很普遍，计划生育也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药物流产及计划生育范围内的堕胎都对胎儿权益有重大影响，如果承认胎儿有民事权利能力进而有民事主体资格，那么如何去解决上述行为与胎儿具有民事主体资格之间的矛盾。如果不承认胎儿有权利能力，而仅规定其对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侵权行为在出生后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则较好地解决了这一矛盾。
第三、不承认胎儿有权利能力与我国现行立法相符合，在理论上相一致，合乎逻辑。如果在现行法律中增加对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而不承其权利能力，既保护了胎儿的利益，又不会与我国的现行立法相矛盾。“对胎儿利益的保护并不是概括地承认胎儿有权利能力。我国法律在个别问题上保护胎儿的利益，还不能说明胎儿就有权利能力。”(
三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的特点
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由侵权行为引起的，但是针对胎儿的侵权行为同其他侵权行为相比具有自己的特点，因此，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就有一些特殊性：
第一、侵权行为的间接性。其他的侵权行为都是直接实施于客体的，但是针对胎儿的侵权行为并不直接实施于客体（胎儿），而是直接实施于母体，由于母体之健康受到影响，间接地影响到胎儿，使胎儿健康受损。
第二、损害事实认定的时间性。其他的侵权行为，在行为发生后损害事实一般情况下即能确定，即使行为发生时不能确定，间隔的时间也不会太长。但针对胎儿的侵权行为，除抚养请求权可以在胎儿出生前确定之外，其他的损害事实的确认须等到胎儿出生后方能确定。有的在胎儿出生时即可确定，但有的须等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确定，如风靡美国的DES保胎药案。
第三、侵权行为发生时间的特定性。对胎儿的侵权行为一般发生在其受孕后出生前的这段时间，只要这段时间内发生的行为影响到胎儿的健康权益，都可认定是侵权行为，哪怕从生物学和医学意义上讲其还是受精卵或胚胎也在所不问。如果其出生后因侵权行为受到损害，则不能认定为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在特殊情况下其因受孕前发生的侵权行为而损害其父母的健康但其父母不知的情况下（如环境污染、医生输入带有病毒的血液至父母生殖遗传功能受损），胎儿在受孕前发生的行为也可认定为侵权行为。
第四、请求权行使的前提性。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是以其活着出生为前提的，如果其出生时是死体的，则不在考虑其请求权。如果因一行为致使母亲流产则该行为只能被认定为对母亲身体的侵害，不能认定为是对胎儿的侵权行为。
四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发生的主要情形
在实践中，因胎儿损害赔偿而引发的案例日渐增多，就其发生的原因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1、胎儿在受孕期间，母亲受到机械性损伤或重大精神创伤，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2、由于环境严重污染致父母的生殖遗传功能受损，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3、由于母亲接受错误的医疗诊断或者治疗，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4、由于母亲服用某种药品，导致婴儿出生后先天畸形或疾病，如前文提到的DES保胎药案；5、胎儿父亲因他人的侵权行为而丧失劳动能力甚至死亡，致使婴儿出生后其抚养权受到侵害，如前文提到的交通事故案；6、因其他原因损害到胎儿未来的利益。上述所列举的仅是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可能出现的损害胎儿利益的情形，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及人们观念的改变，还会有新的侵权行为出现。
五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
胎儿的损害赔偿请求权是以胎儿活着出生为前提的，因此，对母体中的胎儿而言，其损害赔偿请求权实质上是一种期待权。所谓期待权是指取得特定权利部分要件的主体所享有的因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其他要件的实现而取得特定权利的受法律保护的地位。(如果胎儿活着出生，则该期待权转化为既得权，如果胎儿出生后是死体的，其所享有的期待的尚未实现的民事权利便归于消灭。由于胎儿地位的特殊性，其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也具有特殊性。笔者认为，可按以下规则进行：
第一、侵权行为发生时胎儿尚未出生，如出生后是活体且损害事实在其出生后即能确定的，则出生后的婴儿可作为独立的主体参加诉讼，其权利可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
第二、侵权行为发生时胎儿尚未出生，损害事实在其出生后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方能确定的，如损害事实确定时其为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则他可以作为独立主体参加诉讼，其权利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如损害事实确定时其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则其可以作为独立的主体参加诉讼，由他本人来行使自己的权利。
第三、在胎儿父亲因侵权行为而丧失劳动能力或致死的情况下，侵权行为发生时胎儿尚未出生，其抚养请求权可由其法定代理人行使，不必等到胎儿出生。如果胎儿生下来是死体的，则先前所获得的损害赔偿应按不当得利返还。
第四、因同一侵权行为受害的不仅有胎儿还有其他人（如母亲）的情况下，则对其他人的赔偿请求权可先行审理判决，对胎儿的赔偿请求权可待其出生后损害事实确定时另案处理。
第五、侵权行为发生是时胎儿尚未出生，其出生后是死体的，则不在考虑其请求权。
正确使用上述规则，在实践中要求行为符合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既要有违法行为、侵权行为人主观上有故意或过失，在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无过错也可构成侵权，如环境污染致人损害。在认定某一行为是否侵害胎儿权益时，尤其要注意因果关系的认定。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就曾报到过这样一个案例：某妇女有先天性遗传疾病，其生育的第一个男孩长到十岁时便瘫痪在床，生活无法自理。某医院检查后，专家教授一致认定该遗传病传男不传女，如果是个女孩就不会得病了，该妇女申请了准孕指标，再次怀孕之后就与该医院建立了联系，经过多次B超检查和其他化验，结果都认为是女孩，而且极为肯定。该妇女满怀希望，但结果却是男孩，在男孩长到十岁左右时，又和他的哥哥一样丧失了生活能力，该妇女请求医院赔偿第二个男孩的生活费。在本案中，造成男孩疾病的真正原因是其父母的遗传基因，而不是医院的诊断行为，医院只是违反了其与妇女之间的约定，所以医院应承担违约责任，而不是侵权责任。
六　特殊问题的讨论
1、 父亲能否成为胎儿的侵权行为人（笔者在这里所指的是胎儿的合法父亲）。对这个问题，笔者以为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因为父亲的遗传基因致胎儿出生后疾病，根据当代中国人的一般理念，在该情况下不宜认定父亲为侵权人。如果胎儿在受孕期间因父亲的侵权行为（如父亲殴打胎儿母亲）致其出生后残疾的，笔者认为父亲负有抚养子女的法定义务，而且一般情况下父母对其子女是倍加疼爱的。在这种情况下，再让父亲承担侵权责任显然是多余的而且也会使损害赔偿请求权失去意义。但是，在父母离婚且该子女由母亲抚养或者父母抛弃该子女的情况下，应该让父亲承担侵权责任，这不仅对子女更为有利而且符合社会的公平理念。
2、 胎儿能否享有生命权。笔者认为胎儿虽然是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但不是法律意义的生命，法律上的生命仅指出生后自然人的生命，胎儿是自然人生命形成的必经阶段，从现实意义上讲毕竟不是人，因此不享有生命权，而且胎儿权利的行使是以其活着出生为前提的，如果其出生时是死体的则不享有任何权利。退一步说，即使赋予胎儿以生命权，其权利也无法行使，若由母亲代为行使，其生命权则无任何意义。因此，若第三人行为致使胎儿母亲流产、胎儿出生后是死体的，胎儿被视为孕妇身体的一部分，第三人之行为只构成对孕妇身体的侵害，而不构成对胎儿权利的侵害，孕妇可提起侵权之诉主张赔偿。
本文所论述的仅是胎儿权益的一个方面，即损害赔偿请求权，当然胎儿的权益还不止这一个方面。笔者建议在我国将来的民法典中或者在侵权行为法中对胎儿的权益作出系统的规定，以对胎儿的权益给以充分的保护。


( 胡长清著：《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0页。
(［意］彼德罗·彭梵得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30页。
(r)［美］彼得·斯坦著：《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王献平译，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4页。
(　江平著：《民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3页。
( 付翠英：“论胎儿的民事法律地位”，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31页。
( 佟柔著：《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6页。
( 胡长清著：《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 付翠英：“论胎儿的民事法律地位”，载《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31页。
( 王家福、谢怀?虻戎?骸睹穹ɑ?局?丁罚?嗣袢毡ǔ霭嫔纾?987年版第5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