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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1月17日,最高院发布了《关于开展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试点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充分的实践基础，修改《行政诉讼法》，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已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在制定设计时，应当传承和发展现有的实践经验，同时，适当借鉴我国民事、刑事简易程序制度和国外的一些好的做法，力争使我国的行政诉讼简易程序设计完备而精细，务实而有效。

　　一、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

　　（一）适用的案件范围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范围是基本事实清楚、法律关系简单、权利义务明确的一审行政案件。从标的额、案件性质、紧急程度三方面划分为以下几类案件：

　　1.标的额较小的案件。包括涉及财产金额较小的行政征收、行政处罚、行政收费类案件；行政机关已被确认违法，单独提起赔偿诉讼，且诉讼请求数额不大的案件。争议标的大小一般情况下能够反映案件的难易和影响程度，我国民事诉讼中也以标的额大小作为选择简易程序的标准之一。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可以考虑将财产金额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如行政机关与法人争执数额在1万元以下（公民为2千元以下）的行政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各省高院可在此基础上再另作规定。

　　2.案件性质轻微、社会影响小的案件。如行政机关适用简易程序的案件，不服行政机关通报批评、警告等轻微处罚的案件，请求行政机关颁发许可证（照），而行政机关不予受理或不予答复的案件，经初步审查可能在程序上驳回起诉的案件等。

　　3.情况紧急类案件。如认为行政机关违法要求履行义务的案件，因为行政诉讼并不停止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对此类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可以尽量减少相对人的损失。还有如要求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法定职责案件。

　　4.法律规定的其它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

　　下列案件不适用简易程序：

　　1.社会影响重大、涉及人数众多的案件。如敏感性、矛盾易激化、群体性行政案件等，这类案件往往带有示范效应，处理结果会直接影响到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或社会稳定，为了慎重对待，同时尽可能减少行政干预带来的影响，对此类案件的审理适用普通程序更适当。

　　2.当事人主体地位特殊的案件。如被告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原告为外国人或者我国港、澳、台居民的案件。

　　3.发回重审和按照法律规定应当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的行政案件；

　　4.人民法院认为不宜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的其他行政案件。此为兜底条款，赋予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自由选择是否适用简易程序的权利。

　　（二）适用的主体范围

　　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的一审行政案件能否适用简易程序？有学者认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只能由基层人民法院及其派出法庭适用，因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都是比较重大复杂的行政案件，且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对于这类案件必须严肃对待，谨慎处理，不能适用简易程序。 也有学者认为“简易程序应在第一审程序中适用，无论基层法院还是中级法院均可。因为法律规定，上一级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审理下级法院审理的案件，如果下级基层法院所受理的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那么上级法院提审该案显然也能够适用简易程序，否则就会造成理论与实际的不一致。” 笔者认为，鉴于目前我国的司法环境、法官队伍的专业化程度，中级以上人民法院不宜适用简易程序，原因在于中级法院适用的大多数不是案情简单、争议不大、影响小的案件，必须慎重对待，适用普通程序可以起到更好的审理效果。此外，我国民事、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简易程序只适用于基层人民法院，如此，也有利于三大诉讼法的统一。

　　（三）适用的审级

　　对于二审、再审行政诉讼案件能否适用简易程序，有观点认为，由于二审程序是为了纠正错误裁判而设立的，其性质和任务决定了其必须慎重对待，既要纠正错误，又要维护法律的尊严，故不应该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也有观点认为，凡一审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行政案件，二审或再审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因为既然基层人民法院一审已适用简易程序，一般来说案件并不复杂，因此，二审和再审亦当简化程序，提高效率，没必要一律组成合议庭审理，以克服实践中空洞的、虚假的合议庭现象，如果二审或再审审理时发现案件复杂，仍可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这样，法律赋予了二审、再审法院的程序决定权，便于审判工作的开展。对一审已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二审或再审时则必须适用普通程序。 德国《行政法院法》规定，只要双方当事人在一审中已经进行了言辞辩论，使得案件事实已经基本清楚，而只是一方或双方当事人对判决的具体细节存在争议，那么在二审法官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二审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笔者认为应当区别对待，为提高审判效率，上诉人仅就一审法院审理程序违法提起上诉的行政案件，如一审法院适用简易程序裁定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的案件等，除非二审法院发现案情复杂或者二审中发现了新的事实或当事人提出了新的证据，二审法院也应当适用简易程序；二审法院审理上诉人就一审案件的实体问题或实体与程序共同错误提起上诉的行政案件，以及一审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二审法院都应该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二、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审判组织

　　我国《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可由一名法官审理。在国外，多数国家的立法规定了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由一名法官独任审理。如美国司法审查着重审查行政案卷和记录,简易程序和书面审理占了很大比例。美国行政诉讼中的审理以公开审理为原则，可采用简易程序，由一名法官审理行政案件。 《通知》第3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经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实行独任审理。从各国和地区的规定来看,独任制和简易程序之间没有绝对的联系，独任制是审判组织的形式，而简易程序则是诉讼程序的类别。独任制和合议制都可以适用于简易程序，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不过,基于简易程序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应采用独任制审理模式。原因主要在于：

　　首先，行政审判队伍素质的不断加强，为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独任制审理提供了保障。1989年《行政诉讼法》颁布时，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尚不健全，基础薄弱，行政审判经验又缺乏，司法独立不够，为了保证行政诉讼的顺利实施，法律规定了行政诉讼案件无论繁简难易一律组成合议庭并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2001年，修改后的《法官法》确立了初任法官必须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提高了进入法官队伍的门槛，同时，法院通过内部人事制度改革和专职培训，使法官职业向精英化、专业化方向发展，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学历层次有了很大的提高，完全有能力独任审理行政案件。

　　其次，合议制模式的弊端凸显出简易程序实行独任制审理的必要。从目前法院行政审判庭的人数配置来看，并不能完全满足正常审理案件的需要。江苏省共有123个法院（109家基层法院、13家中级法院和省高院），2010年全省法院行政审判人员为438人， 平均每个法院行政庭为3.56名审判人员，基层法院许多行政庭法官只有3人，有的甚至不足一个合议庭建制，为了符合行政诉讼法关于合议制的要求，一些法院就采取变通的方式，从其他审判庭抽调法官或者是选用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来审理，也有的法院把一些年龄大、即将退休的法官安排在行政庭，为了合议庭组成的需要。在实际审理过程中，案件基本上是由承办法官一人操持，合议庭其它成员庭审前大多对案情不熟悉,审理过程中很少真正参与,合议时发表意见往往也是走过场，这种陪而不审、合而不议的现象是对审判资源的严重浪费。

　　三、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审理规则

　　（一）简易程序的启动

　　行政诉讼简易程序的启动，应当赋予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这符合当事人意思自治和权利处分的要求。简易程序的启动主要包括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当事人启动。当事人在起诉时合意申请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同意。

“中国造”遭遇十面埋伏　

　　——兼从经济法的视角再论“市场经济地位”　

　　李华振 张昕 　

　　【内容提要】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从入世（加入世贸组织）再到入市（成为拥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造一再遭遇各国不公平的反倾销的围追堵截，中国的出口经济处于十面埋伏之中。反倾销已成为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壁垒，而“非市场经济地位”往往是我们败诉的关键。在此情况下，申请“行业入市”是一个现实的选择方案。　

　　【关键词】市场经济地位；反倾销；中国造；贸易壁垒；行业入市　

　　背景分析：“十面埋伏”围堵“中国造”　

　　2004年6月3日，美国商务部就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举行了第一场听证会。除了美国之外，中国还同时正在与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多达100多个国家进行艰苦的谈判。中国开始了新一轮的从“入世”（加入世贸组织）再到“入市”（成为拥有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　

　　为什么中国要同时与这么多国家进行“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谈判？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中国造”一再遭遇各国不公平的反倾销的围追堵截，中国的出口经济处于“十面埋伏”之中。　

　　根据商务部公平贸易局的统计，中国自1996年以来已成为世界上出口产品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截至2004年2月，中国企业遭受的外国反倾销超过了600起，涉及4000多种商品，影响中国出口贸易额近200多亿美元，为全球之最。仅仅在2003一年内，国际上针对中国的反倾销立案就有59起，涉案金额约22亿美元，创历年最高。2004年一季度，国外又对中国发起了11起反倾销调查，同比增幅高达83.8%，涉案金额3.3亿美元，同比增长15.6倍。　

　　美国是以反倾销为名而对中国企业进行“伏击”最多的国家。以2003年为例，美国就曾多次对中国的家电、家具、纺织品等一系列产品加征高额反倾销税，根源就在于美国以“中国仍是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国家”为由，对“中国造”进行肆意的围追堵截。　

　　欧盟自1979年至今，对中国企业共提起近百起反倾销调查，对华产品立案总数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影响到中国出口金额约40多亿美元，涉案产品涵盖中国对欧出口的各个领域，其中以电器、纺织品等行业受到的反倾销调查最多。　

　　除了美国、欧盟之外，日本、澳大利亚等30多个主要的经济强国也都经常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连印度、巴西等已经取得市场经济地位的发展中国家也对中国提起反倾销之诉。　

　　用“十面埋伏”来形容“中国造”的遭遇，一点也不为过。　

　　理论分析：根源在于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1988年之前，欧盟把前苏联等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只是将中国列为转型经济国家。美国也采纳了与欧盟类似的做法。但在1988年针对中国公司的一起反倾销案中，中国也被欧盟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从法律的角度看，由于欧美是判例法系，判例也具有法律效力，所以，自从这第一起判例之后，欧盟和美国此后就一直把中国列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并以此为法律依据而肆意对中国提起反倾销之诉。　

　　反倾销已成为“中国造”开拓国际市场的主要壁垒，而“非市场经济地位”往往是我们败诉的关键。　

　　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三个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导致“中国造”在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成为中国企业败诉的主要原因；二是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某些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之诉，形成恶性循环；三是严重影响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国际形象。　

　　2001年底，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美国提出了非市场经济地位的问题。当时中国同意其他成员国可以在中国加入WTO后15年内，将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中国入世议定书中第15条就是“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条款”，受此束缚，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在15年内可能无法获得其它成员国对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之承认。这实际上是一种歧视性待遇。这就使得在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中，只有中国是这种歧视性待遇的适用对象。　

　　为什么当时中国会接受这样一个歧视性条款？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加入世贸时，自己的市场向外国开放并不是一揽子式、一下子式的，而是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在汽车、金融、电信等许多领域，都作了相关保留。这实质上也就是中国对自己相关产业的一种“特别保护”权。那么，其它国家肯定不会让中国只享受这个“特权”而不付出相应的代价，于是，作为对价交换，“非市场经济地位”之条款也就出现了。也就是说，这二者之间是一种“利益互换”，中国在接受这一歧视性条款时也得到了其它方面的特殊权利。　

　　第二个原因就是，中国入世谈判一拖十数年悬而不决，美国始终坚持在一般保障条款、特殊保障条款和反倾销条款等三方面卡紧中国入世的“咽喉”，所以，从大局考虑，中国采取的策略是“先付点代价，多争取时间促进发展”。　

　　第三个原因是，中国当时还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要让西方国家一下子全部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也是不现实的。从这一点上看，中国在当时作出一定程度的让步是有必要的。　

　　实证分析：中国因受“埋伏”而致的损失有多大　

　　WTO对倾销的定义是：一国产品以低于“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相关工业造成了损害。对被裁定为倾销的企业，进口国可以对其惩罚性地征收高关税。中国企业因此而遭受了多少损失，恐怕很难算清楚，因为，各个企业、各个产业之间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一个企业和产业受到了不公正的反倾销败诉之罚，会出现多米诺骨牌效应，连带殃及其它的企业和产业。直接损失易于计算，但间接损失却是无法测算的。　

　　中国作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应对反倾销时不能以中国的生产成本作为依据，而只能找一个“第三国（替代国）”作为参照。问题的关键就出在这个“第三国”上，它的同类产品的成本可能远远高于中国，这样，在反倾销案中，十有八九会使中国的出口产品本来不是倾销的却被裁定为“倾销”，本来倾销幅度轻微的却被裁定为高度倾销，从而给中国出口造成人为的壁垒。一些国家频繁以中国是“非市场经济国家”为由，把反倾销变成了进行贸易保护或对中国进行经济歧视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