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的可罚性
熊晓峰
内容提要 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不受刑事追诉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制度，但实践中时有以劳动教养等其它名目处以处罚的情况。本文对此种情况下不能处以劳动教养作了探讨，并就如何对此种情况下的被害人进行救济及对犯罪行为人的处理作了讨论，以期对实践中处理此种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 刑事犯罪 追诉时效 处理 被害人 救济
某地一起敲诈勒索案，公安部门在检察院明确了已过追诉时效的情况下，以不放纵罪犯为理由，自行审批劳动教养。在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刑法不予处罚的情况下，能不能处以劳动教养，如不能劳动教养，该种行为还能不能处罚，如果能处罚，应通过何种途径、由那个部门处以何种处罚？对于这些问题，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规定，理论界也未见讨论过，本文试图对此作一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不能处以劳动教养。现行的劳动教养的有关规定中确实没有劳动教养时效的规定，但是劳动教养一直没有立法，现有的行政规章是在法制不健全、不完善的情况下制定的，比较陈旧，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设定时效不等于我们现在不要考虑时效，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应机械地拘泥于规定本身，而应结合现在的有关法律法规，综合地来看待这个问题。
劳动教养是介于刑罚与行政处罚的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在其上的刑法有时效规定，在其下的第二十九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第十八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不再处罚，也都有时效的规定，劳动教养也不应例外。
有人举出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认为最高法院是赞同这一观点的，所举司法解释是最高法院于1990年针对公安部法制司的复函，全称为，称对被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员，凡符合国务院有关劳动教养规定的，可以决定劳动教养。应注意到，该处所称的是被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的人员，所谓免予起诉是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指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的，检察院可以免予起诉，且不论新刑事诉讼法已没有此规定，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是否属于这一类呢？有关法律对于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的处理是如何规定的呢？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五)被告人死亡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二)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旧刑事诉讼法是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宣告无罪，而新刑事诉讼法规定为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这几种处理方法采用的是并列式的排列方式，所针对的是案件的不同的处理阶段，最终结果是一致的，最后一种方法是宣告无罪，应当认为其它几种方法效力等同于宣告无罪，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所表述的前提是不追究刑事责任，这一表述与前述最高法院复函的所称的免予起诉、免予刑事处分有原则性的区别，不应把二者混为一谈。
二、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的犯罪所得应予追缴。对刑法不追究，劳动教养也不应追究，那么，是否会放纵罪犯呢？刑法追诉期的确立是基于刑法的谦抑性(或称经济性、节俭性)，即以最小的支出有效地预防和抗制犯罪。但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谦抑性应首先服从于刑法的最基本原则：公正。公正作为刑法的首要价值，刑法中的一切问题都应当让位于公正性。一般意义上，刑法中的公正更多地指对刑事犯罪被告人的公正处罚，罚当其罪，但在另一方面，公正处罚被告人的同时也是对刑事犯罪被害人的公正保护，在重视对被告人佥权益保护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被害人合法权益的维护。应该说我们还有其它途径来处罚，现有的法律和司法解释已有明确的规定。
旧刑法第六十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刑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最高人民检察院在（1990年）中规定，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察的贪污、贿赂等经济犯罪案件，受理后，被告人死亡的，按照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第五项的规定，不予立案，已经立案的，应当撤消案件，但应按照刑法第六十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十二条规定，对已经死亡的被告人贪污、挪用的公共财物一律追缴，贿赂财物及其他违法所得一律没收。最高检察院的这一批复是对刑法的具体适用，所针对的是检察院自侦案件，明确了蕴含于刑法60条立法精神之中，但未具体表述的适用范围，根据法律授权，最高检察院也最高法院同样拥有司法解释权，该批复所涉及的刑法第60条处的位置是刑法的总则部分，其所针对的是所有的犯罪行为，而非某一特定类型的犯罪行为，我们不能因最高检察院批复只指明经济犯罪案件，而其他犯罪案件不适用。最高人民检察院这一批复所涉及到的是被告人死亡的情况，我们在上面引用的新旧刑事诉讼法中已明确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死亡的情况等同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这一批复完全可以适用于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情况，对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及时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
三、对被害人的救济。被害人可以获得经济赔偿的法律救济手段，包括民事诉讼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依法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附带解决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的物质损失所进行的诉讼。《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法》第36条也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实行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无论国家、集体还是公民个人的财产或人身权利遭到犯罪行为侵害并造成物质损失的，均可在追究犯罪分子刑事责任的同时，要求赔偿经济损失，由人民法院在审判刑事案件时一并处理。该项制度对于有效保障国家、集体、公民个人财产不受侵犯，方便诉讼参与人参与诉讼，简化诉讼程序，节省诉讼投人，提高办案效率，正确、及时处理案件具有重要意义。
2、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作为刑事诉讼中的特殊程序，既具有独立性又具有依附性。所谓独立性是指其作为民事诉讼独立于其所依附的刑事诉讼的一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不涉及对犯罪追溯的问题，附带民事部分与刑事部分是分开审理的。前者主要依照民事诉讼法进行审判，是同一审判组织刑事审判工作中的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
所谓依附性是指人民法院受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必须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即刑事案件立案之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如果选择附带民事诉讼，其诉权的行使必须以与之相关的刑事诉讼程序进行中为条件，即附带民事诉讼依附于刑事诉讼而成立。即使经济损失是犯罪行为造成的，如果对犯罪行为没有进行追诉或者提起刑事诉讼，则人民法院不能受理因追偿犯罪行为造成的物质损失而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而只能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时效是指被害人在刑事诉讼进行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令被告人赔偿因其犯罪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的有效期限。要解决的是被害人是否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且是否享有胜诉权的问题。附带民事沂讼时效既不是民事诉讼时效，也不等同于刑事追诉时效。因此，具有独立性，但是就程序和条件而言，附带民事诉讼时效与民事诉讼时效有着实质上的区别，而与刑事追诉时效只在形式上有区别。因此，附带民事诉讼对刑事诉讼时效具有依附性，而不具有独立的诉讼时效。
3、有权追究犯罪行为人民事赔偿责任的被害人，可以有选择地行使诉权，即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也可以直接提起民事诉讼以获得民事赔偿。两者诉讼时效计算是不同的。如果被害人选择民事诉讼方式要求犯罪行为人赔偿经济损失，当然只能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计算诉讼时效。倘若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论是随公诉案件提起还是随自诉案件提起，其诉讼时效都应当依照刑事追诉时效计算、因为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应当从属于刑事诉讼，只要刑事追诉时效成立，就不能认为已经超过附带民事诉讼时效。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也不会因此丧失胜诉权。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即被害人可以在刑事诉讼完毕之后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虽然独立的民事诉讼提起的时间可以在刑事诉讼的之前、之中、之后，但基于刑事优于民事原则，即便是被害人先于刑事诉讼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也会要求等待刑事案件结案之后才能进行审理，因而在实践中被害人更多的是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已过追诉时效的犯罪行为中，如果被害人没有提起独立的民事诉讼的情况下，为尊重被害人的自由选择权，应视为被害人选择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首先，前述附带民事诉讼诉权成立的依附性和立案的依附性都表明只有依照刑法和刑 诉法追究犯罪时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只要能够依照刑诉法追究犯罪，并且符合 要求民事赔偿条件的，即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特别是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时可以提起 附带民事诉讼的规定，更明确地指明了附带民事诉讼对于刑事诉讼的依附性。因为公诉案 件，特别是重大刑事案件一般追诉时效较长，但刑诉法规定人民检察院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 诉讼，表明了附带民事诉讼时效对于刑事诉讼追诉时效的依附性。 第二，现行刑法、刑诉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关于附带民事诉讼时效的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附带民事诉讼时，审查的条件中也不涉及诉讼时效。所以，现行法律中不存在独立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时效， 第三，前述实体处理的依附性表明，只要刑事诉讼成立，犯罪行为与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之间因果关系明确，作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的被害人就不应当丧失胜诉权。而前述附带民事诉讼立案的依附性表明，只有在刑事犯罪不应追诉时，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才不会被司法机关受理。在程序上，被害人只能通过民事诉讼程序追究被告人的损害赔偿责任，此时，依照民诉法计算诉讼时效的中止、中断等才是有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恰恰说明了附带民事诉讼时效的依附性，即“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提起。”如果在第一审判决宣告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可见附带民事诉讼只能在刑事诉讼的某一阶段提起。只要符合刑事案件立案后和一审判决宣告以前这个期限条件，就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这显然是附带民事诉讼时效对刑事诉讼依附性的表现。
在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的情况下首先我们应视为被害人选择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这一前提之下，再来讨论诉讼时效问题。除自诉案件以外对犯罪行为的追诉权由国家司法机关行使，对追诉期的认定标准也由国家司法机关掌控，在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的情况下，被害人提起诉讼的时效起算应从司法机关作出该犯罪行为已过追诉期的认定开始起算，因为它首先是依附于刑事诉讼的。
4、精神损失是否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法》第77条、第78条以及相应的司法解释未对精神损失作出赔偿规定，但《民法通则》第120条明确规定：“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这表明我国民事法律承认并肯定精神损害赔偿的合法性。附带民事诉讼其实质是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解决民事赔偿问题，其法律的适用原则应当和民事法律规范相协调、配套，以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科学性和整体性。刑事诉讼中，许多受害人的精神损害往往大大超出物质损失，特别是有些抢劫、强奸、侮辱诽谤案件的受害人。根据已有的立法精神，司法部门应当依法满足他们的要求，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事实上，在民法的许多单行民事法律规范如《婚姻法》的立法上，精神损害赔偿也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肯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不仅能更有效地预防、制止和惩罚犯罪，还将使我国人格权的保护进一步得到强化，促进整个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提高人类素质。 当然，精神损害不像物质损失那样可以度量，目前法律也尚未规定统一的赔偿标准。实践中，更详细明确的赔偿标准未出台前，精神损害的赔偿应按照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的规定，从侵害人的过错程度、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害后果和影响，以及侵权人的实际赔偿能力几个方面进行综合考虑，酌情作出调解和判决。除金钱外，还可以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分别使用赔礼道歉、公开检讨、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
(作者单位：江西省南昌市司法局)
关于印发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的通知
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
关于印发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2010—2012年）的通知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中发〔2009〕6号）和《国务院关于扶持和促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22号）以及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文件精神，落实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与国家民委等11部委联合印发的《关于切实加强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国中医药发〔2007〕48号）的各项工作部署，进一步推动民族医药事业发展，现制定2010年至2012年全国民族医药近期重点工作实施方案。
一、推进民族医医院基础条件建设
（一）在公立医院改革中合理规划发展民族医医疗机构。民族地区试点城市根据公立医院改革的总体要求，在开展公立医院布局与结构调整工作时，将政府举办的民族医医院作为公立医院的重要组成部分纳入其中，未经省级卫生、民族医药行政管理部门同意，不撤销、不合并、不改变民族医医院的性质。尚未设置民族医医疗机构的民族地区，各级卫生、民族医药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当地实际情况，积极创造条件设立民族医医院或民族医门诊部。
（二）加强民族医医院基础设施建设。中央安排专项资金有计划加强现有政府举办的民族医医院基础设施条件建设，切实改善就医条件。对已经纳入国家民族医临床研究基地建设单位的民族医医院、纳入地市级以上重点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的民族医医院以及纳入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县中医医院建设项目的民族医医院，按照项目建设要求完成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地方政府加强吉林省延边朝医医院建设、新建四川省藏医医院。
在民族医医院改扩建时，重点加强民族医药特色优势突出的临床科室基础条件建设，配备现代诊疗设备及中医、民族医诊疗设备，在环境形象上体现民族医药文化风格与特色。
二、加强民族医医院内涵建设
（三）加强重点民族医医院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完成第一批10所重点民族医医院项目建设的基础上，遴选10所民族医医院开展第二批重点民族医医院项目建设，建成一批民族医特色突出、专科优势明显、临床疗效显著、管理规范科学、具有示范带动作用的重点民族医医院。
（四）继续开展民族医专科（专病）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完成已确定的48个民族医重点专科（专病）项目建设基础上，再遴选30个民族医专科（专病）进行重点建设。梳理民族医重点专科（专病）优势病种诊疗方案并加以推广。
（五）建立民族医医院考核评价制度。结合各民族医的特点，制定民族医医院评价标准，逐步建立鼓励民族医医院保持发挥民族医药特色优势的考核评价制度。
三、发挥民族医药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中的优势与作用
（六）加强基层医疗机构民族医科建设。通过实施国债项目乡镇卫生院建设、中央预算内专项资金中心乡镇卫生院建设项目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在民族聚居区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要设立民族医科，配备必要的设施设备。
（七）配备基层民族医药人员。民族地区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通过免费订单定向培养、民族医师带徒、向社会招聘等方式，为民族地区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社区卫生服务站配备民族医药人员。
（八）筛选推广民族医药适宜技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140项民族医药适宜技术筛选研究工作。开展基层中医药民族医药适宜技术推广能力建设。民族地区省级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根据当地实际，遴选民族医药适宜技术纳入本地区基层常见病多发病中医药、民族医药适宜技术推广项目目录，编写民族医药适宜技术手册，分类分层推广民族医药适宜技术。
（九）落实对基层民族医医疗机构的对口支援。民族地区省级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在城市三级医院对口支援县级医院、东部地区三级医院对口支援西部地区县级医院时，将民族医医院纳入对口支援范围，通过组派城市医师到民族地区基层临床带教，安排民族医药人员进修及跟师学习等形式，提高农牧区民族医药人员服务能力；组织民族医医院和综合性医院民族医科开展对农牧区医疗机构民族医药的业务指导工作，采取培训、技术合作、巡回医疗等方式，提高农牧区民族医药服务能力。
（十）提高综合医院民族医药服务能力。民族地区省级综合医院应当设立民族医科，有条件的其它综合医院应设立民族医科。民族地区省级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要支持综合医院民族医药业务建设，将综合医院纳入民族医药专科（专病）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项目实施范围，将综合医院民族医药工作纳入全国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示范单位创建范围。
四、加强民族医药人才队伍建设
（十一）实施民族医药人才培养专项。加强高层次民族医药人才培养，实施全国名老民族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民族医药临床人才研修项目；加强农村、社区民族医药人才培养和队伍建设，鼓励民族医药人员参加民族医药技术骨干培训、乡村医生民族医药知识与技能培训和城市社区全科医师岗位培训、规范化培训；鼓励在职的中医药、西医药人员积极学习民族医药知识与技能。
（十二）继续加强民族医药院校教育工作。鼓励和扶持民族地区举办高等民族医药教育，创造条件独立设置民族医药高等院校；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要设立民族医药学院，或设立相应的专业、专业方向；有条件的高等医学院校积极开展民族医药专业研究生培养。建设好16个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民族医药重点学科建设点。完成新版蒙医药本科规划教材编写、出版工作，继续组织开展维医药、壮医药本科教材等一批民族医药教材的编写工作，逐步完善民族医药教材体系。
（十三）加强民族医药继续教育基地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部门将依托各民族医药医疗、教育、科研机构，建立一批民族医药继续教育示范基地。民族地区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根据本地区民族医药情况，充分利用现有的民族医药资源，建立省级、地市级、县级民族医药继续教育基地。
（十四）完善民族医药人员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制度。进一步完善藏、蒙、维医等民族医药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标准和方法，开展傣、朝、壮医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定工作，体现民族医药专业特点，注重能力和业绩，充分调动民族医药人员的积极性。
五、加强民族医药发掘继承和科研工作
（十五）加强民族医药继承创新基地建设。继续加强国家中医临床研究基地（民族医）建设，参照国家基地建设的目标要求，在新疆、内蒙古、青海、广西等民族地区建立省级民族医临床研究基地，同时建立一批民族医重点研究室。
（十六）加强民族医药专家经验传承研究。做好20位名老民族医药专家的医技医法、临床经验、学术思想的传承研究。加快整理继承一些濒临失传的民族医药特色诊疗技术和方法。建立20个名老民族医工作室。
（十七）组织开展民族医药文献整理和抢救发掘工作。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150部民族医药文献的整理、校勘、注释、出版工作，完成仫佬族、阿昌族、哈尼族、怒族、布朗族、傈僳族、德昂族、鄂温克族等民族医药常用医技医法、习惯用药、秘方验方、养生保健方法等医药知识、文献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开展独龙族、京族、柯尔克孜族等民族医药的抢救性发掘整理研究，将其中重要著作汉译出版；组织编著民族医药文献目录；开展哈尼族、哈萨克族、仫佬族等民族医理论整理研究。
（十八）强化民族医药临床应用研究。做好藏、蒙、维等民族8个优势病种的临床评价研究和傣、朝、壮等民族特色诊疗技术的规范化研究。针对民族地区常见病、多发病，开展民族医10—15个病种的临床诊疗指南、临床技术操作规范、疗效评价标准的研究。开展民族医“治未病”研究。
（十九）组织开展民族医药特殊炮制技术和传统制剂技术研究。继续做好藏、蒙、维、傣、朝、壮、瑶、彝、土家等民族特有药材或有毒药材的炮制工艺研究，阐释炮制原理。开展传统制药工艺的评价研究，优化工艺，鼓励民族药生产企业、研究机构开展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新辅料的应用与开发。
（二十）开展民族药资源调查、保护与利用和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省级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开展本辖区内民族药物资源情况调查研究，编制民族药志。加强民族药品种保护，促进民族药质量提高；支持民族药资源基地建设，积极推行民族药药材GAP实施工作，鼓励民族药材规范化种植，保证民族药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发展。对资源紧缺的民族药药材，要逐步解决替代品和发展种植、养殖。加大对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研究和宣传力度，制定民族医药知识产权保护对策，积极申报世界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做好民族医药标准化建设
（二十一）加强民族医药标准化基础条件建设。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加快民族医药标准化技术组织建设，筹建全国民族医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在全国遴选建设一批民族医药标准化研究中心和实施推广示范单位。加强对民族医药专家标准化知识的培训。
（二十二）研究和制定一批民族医药标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民族医药名词术语等标准的制定，完成一批藏、蒙、维、壮、瑶等民族医药常见病诊疗指南、技术操作规范、疗效评价标准的研究制定。支持《蒙医护理标准》等一批民族医药标准的研究和制定。修订藏、蒙、维病历书写基本规范。
（二十三）加快民族药标准建设。将民族药国家药品标准提高工作作为国家药品标准提高行动计划的重点工作之一，分批对卫生部颁布的藏药、蒙药、维药标准进行修订和提高；完成300种藏药、蒙药、维药及药材标准的提高工作；指导民族地区建立和完善民族药药材标准，制定和修订体现民族药特色的炮制规范；鼓励和引导民族药生产企业和研究机构积极开展民族药标准研究提高工作。
七、完善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政策
（二十四）建立完善民族医药从业人员执业准入制度。继续完善藏、蒙、维、傣、朝、壮医国家医师资格考试；鼓励符合条件的藏、蒙、维、傣、朝、壮医师承和确有专长人员参加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研究制定其他民族医医师资格考试开考标准。制定中医类别医师注册进行民族医执业的实施办法。将农村具有民族医药一技之长的人员纳入乡村医生管理。开展民族药执业药师资格考试可行性调研，不断完善执业药师资格制度。
（二十五）积极落实民族医药医疗保障优惠政策。民族地区劳动保障部门、卫生行政部门和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在制订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时，考虑充分发挥民族医药的作用，将符合条件的民族医医疗机构纳入定点医疗机构，将符合条件的民族医诊疗项目及民族药（包括饮片、成药、医院制剂）纳入相应的目录，适当提高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民族医药服务的报销比例。在《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用药目录》中增加民族药品种目录。
（二十六）扶持民族药的开发与使用。完善民族药注册管理，遵循藏、蒙、维等民族药的研制规律和特点，保证上市药品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民族药的研制应符合本民族医药理论，申请生产民族药的企业应具备相应的民族药专业人员、生产条件和能力。民族药品种的技术审评工作，应以民族医药专家审评为主，充分发挥民族医药专家的作用，突出民族药特点；增加国家药典委员会民族药委员和民族医药审评专家；指导民族地区加强对民族药研制技术和评价标准的研究，切实保证藏、蒙、维等民族药的安全、有效和质量可控。引导和扶持民族药企业加强与民族医疗机构和科研机构的民族药研发合作。
（二十七）规范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管理。各民族地区省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按照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医疗机构中药制剂管理的意见》文件精神，根据民族医药理论特色，尊重民族医用药传统和习惯，结合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的特点，进一步明确和细化注册规定，规范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注册管理；会同中医药、民族医药管理部门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在本辖区内指定的民族医医疗机构和综合性医院民族医科之间调剂使用的具体政策。支持一批民族医药特色明显、临床使用安全、疗效确切的医疗机构民族药制剂的开发。
（二十八）加强对民族地区发展民族医药事业的支持力度。积极支持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好壮瑶医药振兴计划专项；鼓励其他民族地区制订政府层面的民族医药振兴计划。国家民委、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在政策、资金、项目等方面予以支持。
（二十九）加强民族医药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支持民族地区开展民族医药与周边国家的官方合作和民间交流。继续拓展广西壮瑶医药与东盟间的合作与交流领域，定期举办“中国—东盟传统医药高峰论坛”。充分发挥民族医药学术团体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