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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理性以及尊严

　　　　　　　　　　　甘肃省静宁县人民检察院　魏齐富
　　
　　法律，乃规范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一器物，法律职业乃运用法律这一器物对抗权力、捍卫权利、维护秩序、实现价值的一个广义范畴。当然，我们所说的法律职业仅以狭义的理解即可。从这个意义上言，法律职业当然地概括了侦查、检察和审判三机关以及构成该机关的特定的法律适用者，同时又可概括以持法律之利器抗衡司法独断的另一个群体即律师群。
　　法律适用者对法律精神的精准把握和理解，以及对法律规范的娴熟运用，均折射着司法者对法律逻辑和法律推理的一种思维过程，这一思维过程毫无疑问地显现着法律最根本的也是最直接了当地一种普适性要求。我们说法律的社会功利性目的以及意义所在，正如本文开篇所及：法律无非是以正义、自由和秩序为正当存在的必要限度，除此，法律存在及法律规制的且指向的客体均值得怀疑。
　　这里提出一个浅显的问题：恶法存在并不可怕，因为还有人的理性相抗衡；相反，良法存在固然可喜，但倘若人的理性不够，依法乱法又如何加以限控，这样的话，良法空具其表，而无其实。所以说，法律的恶与善并非法治的最根本的要求，但适用法律的人的理性、良知和观念则是影响法律（毋论其恶其善）正义彰显的最直接因素。这个问题的提出，与法律职业当然地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而法律职业的从业人员是否具备理性精神和法律思维以及正义的良知感，则对法律价值的实现显得尤为重要。
　 通过上面的简要论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出法律职业对其从业人员的挑剔性要求，但这是法律对法律职业的一种前置的有必要苛刻的正当要求，之所以进行这种前置，乃因为法律与医疗一样，需要有高超的技术和平静的心态，方可为他人听断息讼。做个比方：庸医轻则伤人，重则致人于死地，法官、检察官同为一理，轻则伤人，重则致人于死地，其后果殊途同归即当事人合法的重大利益有所损害，利益为法律调整的最主要的客体，合法的利益通过合法的途径损害了，法律的初始目的也就无从实现。
　　进入法律职业序列的人员需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达到法律的挑剔性要求，我们有必要加以论述。
　　从事法律职业的人员必须受过系统法学教育。这是进入法律职业的一个先决条件，毋容置疑。对于什么是法学教育有必要加以区分界定，我们不能以手中持有法律本科或者法律专科或者法律硕士毕业证件就认定是一种法学教育，这是对法律教育的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亵渎。法学教育即指通过国（民）办大学入学考试正式进入法学院，全日制教学模式下接受法学教育三年、四年乃至七年甚或十年，系统地学习法律原理及各部门法，精确掌握法学理论、养成法律逻辑思维、擅于运用法律推理，这就是系统地法学教育。这种法学教育最低限度地解决了法律对其适用者的耳嚅目染，无形中培养了对法律正义以及法律精神的一种尊崇和信仰。通过这种系统地法学教育，法律的灵魂已经深深植入了接受法学教育的受教人。当然，我们肯定这种系统地法学教育，必然会否定那种对法学的另一种不负责任的教育模式：函授，法律可函授这一名词足以让法治的人们笑掉大牙，更遑论对法律的自学成才，难以想象这些非系统接受法学教育的人进入法律职业将面对一个什么的当事人以及一个什么样的司法环境。
　　我国的司法考试制度对报考人员的高学历限制似乎也体现了对法律准入的一种崭新认识，但事实上因这种杂乱的高学历要求搅混了中国司法这一池清水。什么本科学历，什么国扶贫困县专科学历，对法律适用者竟然因地区不同可以这样的加以切割，法律的统一性将从何体现？法律公平将从何得以彰显？法律正义就毋论了。
　　这里有一个非常畸形的思维在作祟：有了高学历（所谓的本科以上）好像法律就可以得到权威统一的实施，这分明是皇帝新衣般地笑话，但法律职业准入制度构建的决策者却是十分地相信。对于有了高学历充塞法律职业方阵，是否就当然地保障了法律的正确实施，笔者在这里不加探讨，明眼人都知道法律是什么，高学历又是什么？法律的正确实施与高学历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关联性，交给读者们思考好了。
　　同时，我们有必要对高学历所概括的专业加以区分，看看这些高学历的专业与法律的实施之间究竟有多大的关联：比如农业院校毕业的本科生或者硕士生或者博士生均可（下述所指高学历即包括这三种毕业生），他们通过法律职业的国家司法考试，连最起码的法律逻辑都不懂，尔后便去坐堂问案或者以公诉人身份指控犯罪，这里就有问题出现：即复习一年法律考试指定的教材尔后通过司法考试，就这样的法律教育如何去赢得当事人对法律的信任，又如何去保障国家法律的统一正确实施，更如何去适用法律定争止纷？这是一个让人们对法律望而生畏却又是中国司法的一个真实的嘲讽，让那些没有受过正规法学教育的人通过记忆性考试就坐堂问案，也是对中国二十几年法学教育最大也是最不厚道的一种瓦解！
　　法律需要理性，更需要尊严，但那些一年“苦读”便可以成就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却如何去理性地适用法律、捍卫法律的尊严？我们不能不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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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重声明：作者魏齐富在法律图书馆先后发表法学论文有《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宪政评论：平等及平等权》、《法律、理性以及尊严》。其中《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一文曾被原四川师范大学研究生、现为重庆涪陵师范学院讲师胡建华剽窃后署名“胡建华、尹华”发表在2005年《四川教育学院学报》，作者发现后，正在与侵权者协商处理相关事宜。
　　作者简介：魏齐富，笔名阿静、卫子，网名甘肃•卫子，1975年11月22日生于甘肃静宁。2001年毕业于甘肃政法学院法学本科专业。2001年参加甘肃省选拔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基层工作考试，2002年分配静宁县细巷乡人民政府工作一月有余，借调静宁县人民法院办公室工作，2003年4月回原单位开始做驻村工作组长，2005年参加甘肃省公务员考试，2006年4月进入静宁县人民检察院工作，2007年9月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现为静宁县人民检察院助理检察员。工作、学习之余，坚持写作，在《兰州晚报》、《甘肃青年报》等纸媒发表作品。《论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及责任》、《中国教育：何去何从》、《宪政评论：平等及平等权》、《论公民权利的宪法保障》、《法律、理性以及尊严》等论文在全国各大学术网站被广泛转载、引用。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关于转发司法部《关于增加委托18位香港律师事的通知》的通知
1987年2月23日，最高法院办公厅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解放军军事法院，铁路运输高级法院：
据悉，司法部1986年9月20日发出的《关于增加委托18位香港律师事的通知》〔（86）司发公字第286号〕，有些人民法院尚未收到，现特转发给你们，希在办理案件中涉及有关证明时参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司法部关于增加委托18位香港律师事的通知 （1986年9月20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厅（局）：
为方便港澳同胞回内地处理民事法律事宜，自1981年起，我部委托了香港阮北耀等8位律师办理香港同胞回内地处理民事法律事宜所需要的有关公证书。几年来他们做了大量工作，方便了香港同胞，起到了积极作用。现在，为适应对外开放形势的需要，适应香港同胞与内地民间往来日益频繁的需要和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团结和发挥香港广大律师的作用，经与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在先委托的8名律师基础上，再增加委托梁爱诗等18位律师。新增加的18位律师的办证业务范围、办理证明的程序，以及与他们的联系方式，均仍按我部1985年6月11日（85）司发公字第251号《关于委托香港8位律师办理公证的若干问题的通知》的规定办理。
新增加的18位律师自1986年9月24日开始承办发往内地使用的公证书。现将新增加的梁爱诗等18位律师的名单，以及26位香港律师的签名、印鉴发给你处，请转发所属办理涉外公证的公证处。阮北耀等8位先委托的律师的原签名、印鉴作废，一律以这次下发的为准。
附：1．新增加委托的18位律师名单；
2．26位香港律师的签名、印鉴（略）
附件一：新增加委托的18位律师名单 （以姓氏笔划为序）
1．毛云龙 毛云龙律师行，香港皇后大道中5号恒昌大厦1103室
2．王泽长 王泽长律师行，香港中环都爹利街11号律敦治中心帝纳大厦16字楼1602室
3．余平仲 翁余阮律师行，香港中环德辅道中45号永隆银行大厦11楼
4．李业广 胡关李罗律师行，香港中环康乐广场1号康乐大厦26楼
5．林汉武 廖陈林律师事务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28号日昌大厦9楼及13楼
6．梁乃鹏 胡与胡律师楼，香港毕打街置地广场告罗士打大厦1102室
7．梁爱诗 冼秉熹律师事务所，香港干诺道中24至25号中华总商会大厦5楼
8．唐天桑 唐天桑律师行，香港德辅道中45号永隆银行大厦8楼
9．高汉钊 高汉钊律师楼，香港遮打道太子大厦930室
10．张子源 施文律师楼，香港雪厂街9号10楼
11．张恩纯 张恩纯杨世杰叶健民律师行，香港大道中5号恒昌大厦505室
12．黄乾亨 黄乾亨律师事务所，香港中环德辅道中19号环球大厦17楼
13．黄颂显 胡百全律师事务所，香港太子大厦1225室
14．杨少初 杨少初律师行，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29号华人行1101室
15．邓尔邦 邓尔邦律师事务所，香湾德辅道中51至57号金城银行大厦15字楼
16．黎锦文 黎锦文李孟华律师事务所，香港皇后大道中31号陆海通大厦10楼
17．戴镇涛 关祖尧律师事务所，香港中环太古大厦21楼2010室
18．萧弘毅 何耀棣律师事务所，香港荃湾青山道南丰中心7楼等
附件二：26位香港律师的签名印鉴（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