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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推进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中共扬州市邗江区委党校 李 彦


十六大报告强调：“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再次强调了这一问题。在新形势下，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层民主制度的有效途径，是建设社会主义农村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贯彻落实十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具体体现。
一、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农民的政治参与是指农民依法通过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参加政治活动，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决策的行为。它是政治关系中农民政治权利得以实现的重要方式，反映着农民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民的民主意识和政治参与意识日益增强，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不断显现。
（一）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保证我国基层基本政治制度的巩固。
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在现实的基层政治生活中应坚持和完善这一基本原则，使地方人民代表大会更为快捷、准确、全面地反映基层农民群众不断变化的要求。在农村社会各类基层组织中，要充分发挥农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的作用。
（二）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有利于地方人大工作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同时还能有效提高人们的政治认同感。
我国是人民真正当家作主的国家，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集中体现“主权在民”这一原则的根本制度。农民有要求政务公开的权利。让农民对基层政府、组织的决策和运作有更多的了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一个基本标志。只有让农民享有充分了解基层政府作出各种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过程以及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才能为他们参政议政提供基本条件，更好地保障他们所应当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人身权利。从而在现实农村政治生活中采取理智的政治行为，形成稳定、和谐、有序的农村政治关系和政治局面。同时，扩大政治参与还可以让农民受到民主法治的熏陶，避免地方人大代表对自己角色意识的漠视和遗忘。时刻倾听农民群众的呼声，忠实反映和代表农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是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天职”，是地方人大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
（三）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强化农村基层基础工作的重要内容
农村基层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实践。党的十六大指出，“扩大基层民主，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作。”参与自身利益相关事务的决策与管理，是农民政治参与的最基本的目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完善，将有助于推进农民的政治参与和整个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助于强化农村基层基础工作。所以，我们要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健全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和民主管理制度，扩大农民自己管理自己事务的范围，切实维护基层农民群众的民主权利。十六大、十六届四中全会和2004年1 0月2日胡锦涛同志同北京市基层干部座谈时的重要讲话都明确指出，要大力推动基层各项民主制度的贯彻落实，坚持和完善基层政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企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制度，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公开办事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
（四）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地方人大工作创新的重要方面
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一方面，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公民参与政治的最重要的方式，其确立和发展，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要求，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宪法理念提供了重要保证。正如胡锦涛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大成立5 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要抓住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重要环节，进一步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地方人大工作的题中自有之义，是当前推进地方人大工作创新的重要着力点。目前不少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都在积极开展这方面的探索创新，积极拓宽农民有序参与政治的渠道，特别是在价格听证，旁听会议等方面，均有积极的效果和良好的反响。地方人大作为基层人民的代议机关，理应在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进程中做出积极贡献，并以此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地方人大工作的创新。
二、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应坚持几个原则
（一）坚持党领导的政治参与原则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过程中，要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法律的规定，有序地扩大农民的政治参与，使其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实现基层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保证。对于党的领导与农民政治参与的关系问题，党的十六大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坚持法治化的政治参与原则
扩大参与、健全法治与确保社会政治稳定三者是相辅相成的，政治参与只有在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社会中才能健康地扩大，一个稳定而有序的社会则离不开有效的法治，而法治的真正实现又有赖于政治参与的扩大。只有这三个方面协调发展，才能使预期的政治发展目标得以顺利实现。所以，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以法治为基础，依法、有序地进行，注重规则和程序，而不能随心所欲、无法无序。历史经验证明，无序无法的政治参与方式将会使社会付出较高的发展成本，对社会的稳定、和谐造成消极的影响。
（三）坚持渐进式的政治参与原则
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必须遵循积极，稳妥。渐进的原则，既要坚定不移、积极推进，又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既要防止急躁冒进，又要防止止步不前。”。“扩大”，即在完善现有的政治参与方式的基础上，要不断探索出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和政治参与方式，它既有“量”上的要求，也有“质”上的要求；而“有序”，即指“依法”。依法是有序的必然方式。要做到“有序”，就必然要“依法”。“扩大”只能是逐步扩大、稳步扩大，不急于求成；“有序”则要求“依法”，包括依宪法、依实体法、依程序法等。“扩大”与“有序”是紧密相联、缺一不可、相互促进的，“扩大”要求“有序”，“有序”利于“扩大”，两者既有数量上的要求，也有质量上的要求，既是为了“防乱”，也是为了实现“民主法制化”的目标。
三、建立健全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能力
建立健全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机制，是今后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也是提高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能力的重要内容。目前我国在推动农民政治参与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在实践中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在：农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不够高，参与的领域不够广、参与的程度不够深、参与的机制和有关法律法规还不尽完善，而且现有的参与中动员型参与多于自觉型参与、情感型参与多于理性化参与。按照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的精神，要做到农民有序、广泛的政治参与，就必须建立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通过立法手段推动农民政治参与的进程，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制度创新、制度安排，保障农民的知情权、选举权、参政权、监督权，使农民的政治参与成为一个具体、有序的行动过程。
（一）建立健全村务公开制度，保证农民的知情权
知情权是农民基本的政治权利。坚持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农民的知情权，是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前提条件，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基层民主的基础工作。列宁曾说过：“没有公开性而来谈民主是很可笑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认真推行政务公开制度”的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也提出了“坚持和完善政务公开、厂务公开、村务公开等办事公开制度，保证基层群众依法行使选举权、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明确要求。落实农民的知情权，主要落实农民的政策知情权、决策知情权、个人权益知情权。尤其要把中央、国务院关于农民减负和关于“三农”问题的政策贯彻到千家万户，不能对中央的政策进行封锁和“截留”，致使中央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难以落实到位。今后要通过各种媒体加大对中央政策的宣传力度，让农民掌握中央的减负政策精神，监督基层政府做好减负工作。
（二）建立健全选举制度，维护农民的选举权
选举权是农民有序参与政治的基本政治权利，是体现农民当家作主的直接形式。根据马列主义的一贯主张，无产阶级国家代表机关必须建立在真正普遍、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选举的基础上。今后随着民主政治的推进，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并充分考虑农民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对选举法第十三条：“直辖市、市、市辖区的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应多于市区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和第十四条：“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按照农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四倍于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数的原则分配”的显失公平的规定进行修正，并对代表候选人的身份进行正确界定，保证全国及省、市人大中有一定比例的基层农民代表，在涉及“三农”问题的重大决策中，能听到更多基层农民的声音。在村委会选举中，也要建立一个公正的民主选举制度，正确处理加强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和严格依法办事的关系，逐步淡化对选举的行政干预，尊重群众的民主意愿，真正实行村民直接民主选举，保证把那些政治素质好、组织能力强、威信高、群众信得过的人选到村委会领导岗位上来。通过选举，让农民把自己利益的代言人选为人大代表，并借助正常的法律运作方式表达和实现农民利益。
（三）建立健全监督制约机制，保障农民的监督权
农民的监督权是宪法赋予农民的政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享有和行使监督权是农民有序参与政治的重要方面，其有利于克服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维护国家集体利益和农民的合法权益。事实说明，权力失去制约和监督，必然导致滥用和腐败。目前村级财务混乱已成为一些地区群众信访的热点。财务混乱助长了农村乱收费、乱集资、乱摊派，加重了农民负担。各地要根据法律和政策，深化村务公开工作。党支部不仅对村委会负有领导责任，而且也对村务公开负有监督责任，要依法依纪对损公肥私、中饱私囊、任意加重农民负担的人和事进行严肃查处，提高监督的公信力，增强农民对减负工作的信心。农村基层干部要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对人民负责，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基层人大也要积极引导和指导农民群众进行监督。
（四）建立健全民主评议代表制度，确保农民发言权
积极组织农民开展民主评议代表活动是加强基层民主建设的必由之路。根据《代表法》、《组织法》关于“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选举单位的监督”的规定，要积极开展镇人大代表向选民述职和民主评议代表活动，真正让平时的“评议者”走上被评议之席，直接接受选民的公开监督、评议。通过民主评议代表，提高了镇人大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在代表述职之后，对代表进行面对面评议，一方面使广大选民对自己选出的代表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人民代表自觉接受选民监督，这也是推进基层政治文明的具体实践，有利于不断提高人大代表的政治责任感和参政议政能力。
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是一个既积极主动又稳步推进的过程。我们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积极扩大农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的能力，努力构建农村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

参考文献：
1、胡 健：《选举法、地方组织法修改：循序渐进地推动政治文明建设》，《人大研究》2005年第4期
2、赵久合：《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积极推进政治文明建设》，《北京人大》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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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王憨群 聂治堂 田东良等：《基层人大工作与政治文明建设大家谈（16则）》，《人大研究》2004年第1期
6、薛祖亮：《地方人大要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理论前沿》2004年第8期
7、孙宝强 刘邦卫：《加强基层党组织执政能力建设的思考》，《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8、《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系列专题讲座，人民出版社出版
9、十六大报告、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
人民法院执行员试行警官化初探

朱向阳


论文提要: 在人民全力法院攻克执行难的今天,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执行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加强和深化执行队伍建设?如何对执行人员进行法律定位?是目前新形势下我们需要解决的重点课目。本文从目前执行工作的思想误区和存在的弊端为突破口,结合法警的职业特性,提出了执行工作警务化、执行人员警官化的论点,全文共分六个部分: 一.强制执行工作的思想误区; 二.目前执行人员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三.执行工作警务化的必要性; 四.执行人员警官化的实践效果; 五.执行权三权分离及内涵; 六. 执行人员警官化的运作模式。全文共6100余字。
在人民法院全力攻克执行难的今天,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执行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如何加强和深化执行队伍建设?如何对执行人员进行法律定位?是目前新形势下我们需要解决的重点课目。本文从目前执行工作的的思想误区和存在的弊端为突破口,结合法警的职业特性,提出了执行工作警务化、执行人员警官化的论点,以探索攻克执行难的新途径。
一.强制执行工作的思想误区
所谓强制执行,就是法院按照法定程序，运用国家强制力量，根据执行文书的规定，强制民事义务人完成其所承担的义务，以保证权利人的权利得以实现。执行文书包括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书、裁定书以及依法应由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它们一经确定，义务人即应自动履行。如拒不履行，权利人可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由此可见,强制执行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一是强制性。民事强制执行具有明显的强制性特征，强制执行机关可以行使法律已经规定的强制执行措施，债务人必须服从。二是对抗性。在执行工作中,情、理、法的交融,执行员与被执行人的斗智斗勇、采取拘传、拘留、查封、扣押等措施,都形成了鲜明的对抗性特点。误容置凝, 全国各级法院执行工作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按照“公正司法，一心为民”指导方针, 执行干警爱岗敬业，忘我工作,积极探索强化执行工作的有效途径，努力克服执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不断创新工作思路与方法,执行工作取得了良好成绩和宝贵的经验,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但在目前的执行工作中,仍然存在一些思想误区:
(一)重教育轻强制，曲解了“强制执行”的理念。在执行过程中,说服教育是手段，强制执行是目的。美国学者克拉克教授说，“有关执行的第一手和第二手资料显示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中国的）法院和其他行使国家权力的机构极端的不愿意在民事案件的处理中采取强制手段，尤其当被告在道德上并非一无是处时更是如此。”过多的重复的甚至是无用的说服教育,导致被执人错误地认为法院怕用、不敢用强制措施,使强制执行与说服调解相提并论,造成被执行人怨声载道, 造成执行难,难执行。
(二)重调解,轻制裁，曲解了”和谐稳定”的内涵。错
误认为强制执行与维护社会稳定和构建和谐社会相矛盾，从而将执行和解与强制调解混为一谈,一味地注重调解,少用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裁定罪,妨害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罪执行等刑事打击手段,造成执行不力。这些传统执行理念长期根植于人们头脑之中，错误地认为强制执行就是影响破坏了和谐,思想和行动都绑住了执行人员的手脚，制约了执行改革的顺利发展，使法院长期以来蒙受着“执行难”和“执行乱”的责难。
二.目前执行人员结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执行人员是是强制执行的践行者,担负着实现法律确定的权利与义务的职责。建立一支与时俱进、求实创新、素质高、素养好、作风优的执行队伍，是推进执行工作改革和发展、实现执行公正与效率的基本条件。目前,各级法院的执行员由审判员、书记员组成,司法警察是在必要时参与执行。由审判员、书记员组成的执行队伍,在从事执行工作中存在如下问题:
(一) “文官”执行, 导致了“执行工作审判化” 。审判是对当事人讼争的事实和权益进行居中裁判，执行则是对已经由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进行强制给付。在老百姓心目中,审判员、书记员是文官,扮演是审判角色。事实上,执行程序一经启动，就开始了强制（强制给付），所有的执行都是强制执行。当事人自愿履行也是迫于司法行为的威慑力，基于国家强制力这个后盾。文官执行,本质上并没有审执分离，导致了“执行工作审判化”，造成审判有说服力,执行无震慑力。
(二) 文官不能使用戒具、枪支,难以应对暴力抗法事件。按照《人民警察法》、《枪支管理法》、《人民警察使用警
械和武器条例》规定，只有人民警察才有资格使用警械和武器，其他人员无权使用。身着法官服的执行人员，遇到需要采取强制措施时无权使用手铐等戒具,遇到暴力抗法事件时,没有枪支防范和处置,自身安全无法保证,血肉之躯难敌暴力抗法的嚣张气焰。2007年9月2日，云南省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执行局5名干警2日在执行一起故意伤害案的民事赔偿时，遭遇严重暴力抗法，被执行人及家属用木棒、铁铲、锄头等殴打法院执行干警，致使执行人员被打昏、打伤。昭阳区公安局目前正调查此案。当天,昭阳区法院执行局副局长邓尚云带领4名干警来到被执行人刘存德家宣读执行决定时，刘存德及其家属10多人手持木棒、铁铲、锄头一拥而上，对执行干警大打出手：邓尚云副局长被木棒当场打昏；执行员崔汝波被乱棒打落2颗门牙；执行员金荣辉右眼被打伤，大腿被刘存德的妻子咬伤，血流不止；执行员冯全彪头部被击伤，肩部被刘存德的妻子咬伤，背部被踢伤；执行员代跃宏软组织严重受伤。1像这些暴力抗法的事件在一些法院时有发少,不仅对执行人员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而且亵渎了强制执行的威严。
三.执行工作警务化的必要性
当前,执行工作存在法律空白、执行措施软弱、全社会执行合力不强等内外部诸多问题,笔者认为,应从改变执行队伍人员结构入手,创新执行管理体制, 试行执行工作警务化,执行人员警官化,才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试行执行工作警务化，执行人员警官化,就是利用现有编制，新任用一批司法警察,将执行实施主体由法官变更为司法警察，以强化执行工作的强制性和威慑力，全力攻克“执行难”。
(1)真正做到“法” “执”分离。目前审判工作与执行工作相分离，但法官和执行员未分离。法官行使的是审判权，而执行员行使的是国家的强制权。现行的立法对执行员的资格、任免没有明确界定和规范。对执行员的定位，可以试行由司法警察担任,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法” “执”分离。
（2）司法警察队伍是一支具有武装性质的准军事化力
1. TOM新闻网:http://news.tom.com/1002/3291/200597-2453881.htm
量，是人民法院唯一的一支“武装部队” 。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具有强制力。而执行工作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强制性”和“对抗性”，用具有强制力的司法警察去开展强制性执行工作，将体现出强大的的威慑力。
（3）法官、书记员不能使用警械武器，只有司法警察才能依法使用警械武器。这样有利于强制权的实现和保障执法人员人身安全。
（4）执行机制与法警管理机制相吻合。《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司法警察队伍实行“双重领导，编队管理”。司法警察作为一个整体，能做到“三统一”：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出警。这与建立统一管理、统一协调、统一指挥的执行工作新体制相吻合。
(5)试行执行工作警务化，一方面能够优化审判资源；另一方面能够在不增编的前提下，用法院现有的编制，将一批符合条件的执行员任用为司法警察，将执行力量与司法警察队伍强强联合,有效整合。笔者认为此举是增加人民法院司强制执行警力的最直接、最快捷的重要途径。
四.执行人员警官化的实践效果
纵观国外法院的强制执行运作模式,可以与我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强制执行之路.执行实践证明, 每遇执行“急、难、险、重”的案件，没有司法警察的参与，是很难完成任务的。
⑴英美法系国家的执行员多由司法警察担任。健全的法制、执行警官执法如山的品质、威严凛凛的警容警姿、现代化的警用设备,使得被执行人不敢藐视执行警官，因此执行工作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如《俄罗斯联邦司法警察法》规定, 俄罗斯联邦司法部组建司法警察体系,司法警察体系包括两个独立的分支机构:一是司法警察—警卫系统,二是司法警察—执行员系统。第一个分支机构保障各级法院的活动程序，包括警卫法院、保障法官和诉讼程序参与人的安全,必要时拘传证人到庭,向执行同事提供支持。第二个分支机构保障各级法院的执行。司法警察人员都要在俄罗斯联邦司法部所属俄罗斯法学科学院及地方分院中学习或者在地方院校中学习,取得司法警察—执行员资格证书后才能上岗。2
⑵而在我国，一些思想解放,真抓实干、敢为人先的法院,用好用活用够了司法警察这支敢打善打硬仗的”准军事化力量”,全力攻克执行难,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河南省夏邑县人民法院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第一家司法警察局，
2.法律出版社,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室编《强制执行指导与参考》第15集,程丽庄《俄罗斯联邦强制执行制度改革述评》第189页
实行执行分权运作，将执行命令权交给立案庭的法官行使；将行使实施权交给授予执行员资格的司法警察运作，将执行裁判权、监督权交给专司司法权的法官实施，可以说是开了法院执行工作先河。2003年, 湖南长沙县率先成立司法警察局 ,法官不再搞执行.湖南省长沙县法院成成立司法警察局，把执行行使权全部交给法警。2002年年9月14日，长沙县黄花法庭5名民警（其中3名法官，2名法警）在黄花镇金甲村王自强家执行时遭围攻、殴打。后来法院和公安部门出动100多名警力才把被困达11个小时的5名干警解救出来。事后，长沙县法院决定实行改革，新成立的司法警察局便应运而生。司法警察局下设执行大队、警务大队、直属大队。执行大队行使执行实施权，担负执行任务；警务大队担负警政、警训、值庭押解等职责；直属大队作为一处置突发事件及安全保卫的职责。司法警察局成立后，使法直机动力量，担负律文书的执行得到强有力的保证。3
五.执行权三权分离及内涵
执行权应分为命令权、实施权和裁判权,这三权要分离. 执行中的行政决策权称作命令权，更能体现民事强制执行工作的权威性、统一性和高效性。执行命令权是命令主体对执
3. 搜狐网http://news.sohu.com/2003/12/30/95/news217609562.shtml
行实施主体采取执行措施、进行执行活动所作出的要求、指示的权力；执行实施权是实施主体对执行命令具体落实、操作、实现的权力。这些命令的具体落实过程体现了实施权。裁判权包括:①审查处理案外人的异议、裁定驳回案外人异议的；②依职权或当事人申请变更、追加被执行主体；③对仲裁机构提交人民法院的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申请进行审查和裁定；④审查仲裁裁决书和调解书是否存在不予执行理由，并作出不予执行裁定；⑤审查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授权文书，是否存在不予执行事由，并作出不予执行裁定；⑥对妨碍执行民事执行行为作出制裁决定等。
（一）执行命令权要层级化。就是把原来分散在每个执行员手中的命令权集中到执行长、庭长、局长和院长手中，分层次、级别高低，按照集体领导下的行政首长分工负责制原则，分别配置，行使相应的指挥命令权。上级指挥命令下级，下级无条件地服从上级的指挥命令。执行命令由执行长提出，按照层级权限，逐级请示审批，重大案件要请示院长，疑难案件要经局务会或审委会研究决定。命令文书由执行长制作并署名，局长审核、院长签发，使执行命令权始终有效地控制在各级领导手中。层级化体现了执行的行政规律，有别于审判中的合议制，可以充分保障执行命令的快速、准确和畅通。
（二）执行实施权要警务化。目前，执行员着法官服行使实施权，弊端很多，一是不能体现国家强制力，执行实施工作效率不高，甚至事半功倍，得不偿失；二是执行实施活动点多面广、机动性强，人员难以管理，容易出现问题，影响执行形象。解决这些弊端的办法就是实施权的警务化。 司法警察是法院直接指挥下的武装力量，其编队管理，具有仪表威严、令行禁止、步调一致、纪律严明、行动迅速、措施有力的特长，是理想的实施权主体，其在执行长的统一指挥命令下，按照警务规律操作、行使执行实施权，一定会大幅度提高执行实施效率。
（三）执行裁判权要公开化。公正是执行裁判的本质要求，而只有公开才能保证实现公正。因此，应该做好以下几项工作：１．做好庭前准备工作。案外人或者当事人对执行命令及实施行为提出异议的，由执行长指导当事人举证、交换证据，达成共识的可以调解处理，继续执行；调解不成的移送专门的执行裁判庭；２．排期开庭。裁判法官审查案卷，如果证据不足可要求原执行长补充证据；由司法警察局长决定开庭日期；开庭时要当庭举证、质证、认证，有把握的可以当庭裁判；３．裁判组织由独任审判员或者合议庭组成，决定裁判事项，重大疑难的可报局务会或审委会；４．改进异议裁定书的制作方式。异议裁判的裁定书应按照判决书的格式制作，只有写透、写全，才能以理服人。4
六. 执行人员警官化的运作模式
1999年, 中共中央中发（1999）11号文件:《中共中央关于转发〈中共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报告〉的通知》, 是各级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尚方宝剑 ” 。中央11号文件明确指出，切实解决“执行难”的问题，既是人民法院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服务的客观要求，也是加快依法治国进程、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需要。各级法院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从全局的高度，从依法治国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高度，从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高度，充分认识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重要性，把认识统一到中央11号文件精神上来，增强信心，明确方向，真抓实干，最大限度提高执结率，全力争取在解决“执行难”问题上有所突破。只有建设一支一流的执行员队伍，才能确保取得一流的执行工作成效。
笔者认为,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就是要颠覆现在的运作模式,借鉴国外强制执行运作方式,总结国内法院执行工作警务化经验,继而在全国试行执行人员警官化,用实践来检验这一运用模式的科学性及可操作性.
(1) 最高人民法院已设立司法警察总局,各高级法院、中
4. 王军:《执行权三权分离及其运行模式》
http://www.liuyongls.com/Article/2007/200705/4978.html
级法院、基层法院也相应成立司法警察局,构建新的执行机构. 形成自上而下的“双重领导，编队管理”、“统一指挥，统一调度”的半军事化管理体制。
(2) 司法警察局内设机构及职能。根据级别和工作实际,
司法警察局可内设押解大队，执行大队,送达大队和办公室，其级别 与院内庭室相同。其中押解大队的职能是押解刑事被告人,警卫法庭,传递证据,保障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执行大队的职能是：按照立案庭下发的执行命令，分区域执行民事案件、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行政案件、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及 法律规定应由法院执行的其他法律文书。送达大队的职责是送达法律文书；办公室负责司法警察局的文秘、教育训练、机关和人民法庭的安全保 卫工作及综合协调工作.处置突发事件、执行死刑等重大警务活动，由司法警察局组织所属三个大队及办公室共同完成。
（3）司法警察局的人员配备。首先是对符合评授 警衔条件的，评授警衔，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任命一批司法警察。其配套改革措施是修订《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暂行条例》，放宽司法警察任用条件。这样一来,原从事执行工作的执行员，一部分并入法官系列，一部分并入司法警察系列。其次是实行执行员资格考试,提升执行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只有通过了执行员资格考试的司法警察才能履行执行职责。执行员的任命不应太随意、太宽松，既要有严格的政治审查程序，又要有严格的业务考核程序。因此，并非所有的司法警察都可以成为执行员，司法警察参加统一的执行员资格考试后还需要经过严格审查程序和法定任免程序方可担任执行员。其他司法警察无权行使执行实施权，可以全力做好值庭、押解等服务保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