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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火车上抛掷酒瓶伤人民事责任之请求权基础研究

齐 汇 清华大学法学院

【问题的提出】
有这样一起案件，一列火车飞驰而过，从火车的某列车厢中抛掷出一个酒瓶，将车外道轨旁的行人砸伤，试问此行人可以依据《民法通则》那一条请求火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赔偿其损失？其请求权基础和此项行为所涉及的归责原则分别是什么？

【不同的观点】
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不同的人表达了各自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23条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条款，将此种火车在运行中车厢抛掷酒瓶的事故，理解为由于火车的高速运行而造成的损害，因而适用123条关于高度危险作业的民事责任，责令火车的管理人或所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32条关于公平责任的条款，认为在本案中火车的管理人或所有人对于案件的发生不存在过失，同时被害人也不存在过失，因此在双方都无过失的情况下，应当依据132条中所规定的公平责任予以处理。
第三种观点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关于物件致人损害的条款，认为无论是从建筑物还是从火车还是从其他一切设施中抛掷出来的物品，不应当因为抛掷的地点不同而承担不同条款所涉及的赔偿方式和归责原则，应当统一适用过错推定的方式，适用126条所涉及的请求权基础。

【笔者的观点】
就上述三种观点来说，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即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关于物件致人损害的规定作为处理本案的请求权基础较为适宜，另外的处理方式均存在不合理或者不协调之处，并认为我们应当扩张对于126条所涉及范围的解释，尽量做到对于当事人、加害人以及整个社会在这一案件中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分配。
一、对于公平责任之否定
首先，本案适用公平责任的归责方式是不正确的。《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当事人对造成损害都没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当事人分担民事责任”。此条所规定的情况所适用的前提条件是案件中双方都无过失的场合，而在本案中我们很容易的可以证明火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对于原告的损害是存在过失的。依据美国著名法官Learned Hand在United State V. Carroll Towing Co.一案，其为证明被告是否具有过失提供了如下公示：若发生损失的机率为P，损失金额为L，并用B 表示预防成本，则B PL（即预防成本小于损失金额乘以损失发生机率）时，加害人始有过失。此谓“The Negligence Formula of Learned Hand”(汉德公式)。因此在本案中，每节车厢的乘务员应当及时地提醒乘客不要将自己携带的物品随意抛掷至窗外；另一方面，现在的火车都是封闭的，严禁乘客打开窗户，就算当时没有这样高级的火车和相应的设施，但是火车的乘务员由于监管不利，没有尽到合理的告知义务和作出防止损害发生的行为，因此应当认为火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对于原告的损害具有过失。根据汉德公式，我们也可以看出，只要乘务员在火车运行过程中进到监督和告知义务，主动防止或避免危害的发生，本案就可以遏制在萌芽之状态，本案的预防成本明显小于损失的机率与损失金额的乘积，因此从汉德公式的经济学分析角度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出，火车的管理人或所有人对于原告的损害是即有过失的。因此不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32条规定，即公平责任。
另外一方面，公平责任的性质有些类似于社会法的性质，其与传统民法的精神和私法领域所倡导的分析原则是有区别的，公平责任的适用应当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防止此项归责方式的滥用。公平责任过多的适用会导致处理案件的法官怠于分析和审理案件，造成司法的惰性，造成动不动“就各打五十大板”。这对于我国法学发展和法治建设是不利的，应当小心适用之。
二、对于适用高度危险责任之否定
本案适用高度危险责任是不正确的。《民法通则》第123条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支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火车本身属于“高速运输工具”，其中抛掷的酒瓶“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因此，应当适用123条，对火车的管理人和所有人苛以严格责任。这样的推理是有问题的。
首先，《民法通则》第123条采取列举的方式规定了“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方面的损害，就是希望将对于高度危险责任所适用的无过错责任限制在一个明确的范畴之内，以避免“模糊和过宽”现象的出现。因此，我们在适用123条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规定时应当慎重，严格的区分高度危险与非高度危险，而不能将与这些高度危险现象有关联的行为，一概地评价为高度危险，这样对于加害方是不公正的。
其次，高度危险是一个危险的概念，其虽然对于救济受害人极为有利，但是对于加害人而言却是要背负沉重的负担。现代社会虽然危险无处不在，虽然我们重视对于被害人的救济，但是在审判和理论研究上还是应当慎重地对待无过错责任地施加，以保障行为人的自由。《民法通则》第123条所规定的“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方面的损害应当是指这些列举的工作在作业过程中其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如高压电将人击伤、易暴物品爆炸所造成的损害、放射性物质对于人们的身体造成的伤害等等，而不是将所有与这些危险源有关的一切损害都苛加无过错责任，这样的理解是错误的，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也是危险的。就本案而言，“高速运输工具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应当是指火车本身的事故所造成的损害，而不应当将其扩张到火车中飞出的酒瓶造成的损害。如果是火车在运行过程中将某人撞死，或者火车本身出轨导致车上的乘客遭受伤害等情形可以评价为“高速运输工具在作业中造成他人损害”，而车厢里飞出的酒瓶造成的损害并不属于火车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因此不应当适用高度危险责任。
再次，我们应当仔细的分析和研究“高速运输工具在作业中造成他人损害”这句话。这句话的主语是“高速运输工具”，这一主语首先就限定了本条所针对的仅仅只是“高速运输工具”。在本案中，火车当然是“高速运输工具”，而车厢内废除的酒瓶不是高速运输工具，因此酒瓶造成的损害不应当凭借为“高速运输工具”所造成的损害，虽然其与“高速运输工具”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是这样的关联性并不足以将火车和酒瓶在本案中作一体化的评价，对于此点我将在后段的论述中详细的论及，此不赘言。本句的状语是“在作业中”，请注意火车在高速运行过程中其本身所造成的损害可以评价为火车“在作业中”所造成的损害，但是这里的“作业”应当是指火车的运行，由于火车本身的运行所造成的损害，才可以凭借为“在作业中”造成的损害，而酒瓶从车厢中飞出并不属于火车本身“作业”的范畴，因此不应当评价为“在作业中”造成的损害。火车运营的目的是通过在铁路上的运行安全的运送旅客到达目的地，这才是火车的“作业”，而酒瓶的飞出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评价为火车“作业”的范畴，因此将“在作业中”扩充到酒瓶的抛出实在是有些牵强。
最后，高度危险责任是所有归责方式中最为严格的归责方式，因此我们对于与之相关的条款作出解释的时候就应当将这样条款所涵盖的范围限定在较小的范围之内，而不能仅仅为了救济受害人而任意地将本条所涉及的范围予以扩展。严格责任之所以在法典中常常单列，或经由单性的法律予以颁布，就是因为其所涉及的极为有限的和狭小的领域，这些领域对于社会所造成的损害往往是特定的损害，而不是像过错归责原则那样可以适用到人们生活的广泛的领域，因此我们在解释和适用这些条款时应当对于其中所涉及的内容予以限制，不能任意的扩展条款所包括的范围。危险责任是一个危险的概念，我们应当慎重。
三、适用126条之请求权基础的理论建构
《民法通则》第126条是关于物件致人损害的条款，其规定：“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本条所涉及的是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中坠落的物品致人损害所产生的民事责任的规定，其归责方式属于过错推定。近年来，由于城市高层建筑的急速增加，导致城市中高层住宅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案件时有发生。在这些案件中由于受害者找不到真正的加害人，因此往往将有可能造成其损害的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一同告上法庭。在规则方面，往往采取《民法通则》第126条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要求住户来证明自己没有过错而免除责任。这些高空抛物致人损害的案件在司法实践中常常以《民法通则》第126条作为被害人的请求权基础，主张损害赔偿。
虽然王利明老师认为此类高空抛掷物的案件应当适用公平责任的规则原则，并认为对于此类案件适用的不是过错推定而是因果关系的推定，但是笔者对此依然存在不同的立场。上文中我已经谈到公平责任是一个具有社会法性质的民法条款，其适用过于广泛将诱发司法机关的判案惰性，因此应当甚用。公平责任首要的要求是加害方和被害方都没有过错，但是此类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案件中必定有一个住户存在过失，只是查不清具体是谁有过失而已。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不能够就轻易的将所有的加害人都认定为无过失，因为毕竟还有一家或几家存在过失，因此不应当草率的适用《民法通则》第132条的公平责任归责方式，而应当对于此类案件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王利明老师还认为此处不宜适用过错推定，因为此种情形推定的是因果关系的有无，而并不是过错的有无。然而，在侵权构成的证明中，因果关系之有无是过错之有无的上位概念，连因果关系都没有又何从言及过错呢？因此推定因果关系之有无是推定有无过错的前提条件，如果连过错推定的基础都丧失的话，也就不构成对于过错的在此推定，所以因果关系的推定是过错推定的题中之意，所以此并不构成对于过错推定的否认。
杨立新老师认为，类似于这种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案件，都可以归入《民法通则》第126条予以解决。因为无论是抛掷物还是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从行为的内容上看都是坠落的物件致人损害，抛掷、搁置、悬挂致人损害只是坠落之前物品摆放的位置和方式不同罢了，对于受害者而言其行为的样态和最终导致的结果均是被物品砸中，造成身体的损害。因此我们在解释和适用126条时没有必要将物品坠落之前的样态和存在形式规定的过于具体，应当学习《埃塞俄比亚民法典》中过于坠落物致人损害的规定。这样就可以将物件致人损害的大部分情形都囊括到126条的请求权基础之上，使这一问题形成统一的归责方式和处理意见。
我认为，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民事责任不应当由于抛掷物品的地点不同而使得各类抛掷物致人损害的归责原则不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在火车上抛掷物品致人损害就适用无过错责任、在高层建筑物上抛掷物品就适用过错推定。火车上抛掷酒瓶是危险的行为，其危险的理由在于火车本身的速度很快，致使酒瓶飞出的初速度也很快，从而导致他人的伤害。主张危险责任的人的理由并不是酒瓶在火车上这样一个地点抛出的，而是由于火车运行的速度快而导致酒瓶飞出的速度也快，从而使得火车与酒瓶之间建立了某种关联性，而要求就酒瓶将人砸伤的损害归为高度危险责任来处理。如果我们从一辆静止的火车上抛掷酒瓶致人损害，我想不会有人再主张高度危险责任。最直接也是最具体的那个理由就是酒瓶的速度快与火车具有联系，因此“速度快”才是非难此行为的关键所在，而并非是因为“在火车上”。但是，高空抛掷酒瓶的初速度虽然慢，但是其造成他人伤害时的速度一样很快，你并不能心安理得的认为火车上抛掷酒瓶的速度就一定比高空抛掷酒瓶致人损害时的速度要快，这是没有科学依据的。同样是“快”，同样是“物件（酒瓶）”，我们有什么理由将一者归于过错推定原则一者归于严格责任呢？这是很荒谬的结论。反对者的理由可能认为，火车是在高速运动的，高层建筑是静止不动的，因此火车上抛掷物品的危险性要高于建筑物，因此火车上抛掷物品应当承担严格责任，而建筑物抛掷物品仅仅承担过错推定即可。这样的认识也是不正确的。理由在于：
首先，上面我们已经证明了高空抛物和行驶的火车上抛物，就该物而言其速度的大小是很难说出谁的速度快谁的速度小的。要是我们硬是要就此问题一较高下，我想高空抛物的速度往往还应当大于火车的速度（这里我们可以用物理公示加以证明）。
其次，火车的轨道两旁一般是封闭的，不会有太多的行人在运行的火车两边走动，即使有也仅仅是个别现象。而相反，城市的高层建筑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其楼下的行人和车辆要远远多于火车铁轨两旁的行人的数量，也就是说其抛掷物品造成楼下行人损害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火车上抛掷物品致人损害的可能性。这样说来，危险性大的情形（高空抛物）反而适用较轻的规则方式（过错推定）；危险性小的情形（火车抛物）却适用较为严格的归责方式（危险责任），这在逻辑上产生了矛盾。你不能说因为火车抛物致人损害发生的机率小就要求其承担严格责任，这样说是毫无道理的。
再次，主张此种行为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遭受的最大置疑是如何为火车定性的问题。因为在传统民法的观念里，《民法通则》第126条是规定的建筑物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一旦损害的发生离开了建筑物这样一个地点，无论什么情形都不可以适用。后来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6条将物件致人损害扩展到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树木倾倒、折断或者果实坠落致人损害的情形，但是依然没有将所有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情形予以明确的规定。因此就造成了“在不同地点抛掷同一物品致人损害，面临不同处理方式”的结果。
当我们仔细研究《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发现，126条除了规定建筑物之外，还提到了“其他设施”，因此这为我们扩充抛掷物致人损害在发生地点上的解释提供了扩张的空间。本案中，火车应当解释为“其他设施”中的一种，将在火车上抛掷物品主人损害纳入到抛掷物品致人损害的大环境下予以讨论，将关注的重点不是放在抛掷的地点“火车”上，而是放在加害行为的样态“抛掷”上，这样才更加具有合理性。我认为，《民法通则》第126条完全应当涵盖所有的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情形，而不仅仅是建筑物上的抛掷物致人损害。而解释和适用法条的空间在于第126条中规定的：“其他设施”。因此，这一立法上的开口为我们今天统一抛掷物致人损害请求权基础提供了便利和广阔的空间。将火车解释为其他设施中的一种，在解释论上没有问题，也符合法条内外的逻辑结构，应当是实现正义和救济的最好方式。
四、就本案而言
上面的论述中我们比较了《民法通则》第123条、第126条、第132条在这一案件中的适用情形，分别以它们各自的规定作为受害人权利救济的请求权基础。在比较中我们发现，用第123条和第132条所规定的情形适用本案将产生各种矛盾和法条体系上的冲突，有时会导致很荒谬的结论。因此只有合理的解释并适用126条的规定才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民法通则》第126条适用的是过错推定的归责方式，对这种归责方式所包含的范围予以适当的扩大不会对于社会造成危害，反而可以促进社会的整体发展和人们生活的幸福。126条的扩张是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其扩张导致的损害的可能性要远远的小于123条扩张所导致的危险可能性，因此扩张126条的解释在本案中是得当的，也是合理的。
就本案的处理结果而言，适用126条和适用123条的结果不会有很大的出入，区别仅仅在于请求权基础和思考问题的进路不同罢了。在本案中火车的所有人或管理人要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是很难的，而且在否定公平责任原则时我已经依据经济分析的方法，证明了火车所有人或管理人的过失。退一步说，我们依据事实自证的规则也可以证明被告是具有过失的。所以，本案中被告人试图通过证明自己没有过错从而免责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无论寻找这两条中哪一条作为请求权基础，被害人都可以得到救济，不生疑义。
综上所述，我认为本案应当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而不应当适用第123条或第132条。


人民法院机构设置及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研究（下）

2000年11月24日 14:12 王利明/姚辉

三、关于审判方式的改革

所谓审判方式，简单地说就是指因法官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发挥的作用不同而形成的审理案件的方法和形式。（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5页。）为了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必须提高质量和水平。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7月专门召开了全国法院审判方式改革工作会议，确定以学习贯彻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推进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为重点，全面改革和完善民事、经济、行政审判方式，并进行了具体的工作部署。改革的基本内容是依法强化庭审功能，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审判员的职责；加强对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司法保护。核心是进一步贯彻公开审判的原则，把审判活动更好地置于社会监督之下。

审判方式改革，最终目的是为了保障法院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严格执法，实现司法公正。而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实际上应体现为法官独立审判。所以，审判方式的改革，亦应围绕如何保障法官独立公正地审判、实现司法公正这一中心目的而展开。能否达到这一效果，也是衡量审判方式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

我们认为，围绕这一重点，除上述方面外，还应注重以下问题：

（一）将公开审判落到实处

公开审判，在有的地方亦称“一步到庭”、“直接开庭”等。早在50年代，董必武就提出过要推行公开审判，我国宪法第12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特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条也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对民事案件独立进行审判，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然而，很长时期以来，在许多地方的民事、经济审判当中，公开审判并未真正落到实处。一方面，许多案件因行政干预或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在开庭审理前即已形成倾向性意见，使公开审判流于形式、成为过场。另一方面，在庭审中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或辩论有可能不为法官所接受或考虑，从而对判决结果并不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在许多案件中，法官自己包揽调查取证，不注意法庭上的公开质证；当庭也不对当事人讲解认定或不认定某一证据的理由，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很差，结果，公开审理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加上案件的所谓层层审批、层层把关，也往往使判决意见由法院领导说了算。

广泛推行公开审判与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采用是联系在一起的。大陆法系民事诉讼辩论原则在性质上属于一种约束民事裁判者的基本规范，它至少包含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法院不能以当事人没有主张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二，法院应将当事人没有争议的事实作为裁判的事实根据；其三，法院对证据事实的调查，只限于当事人双方在辩论中所提出的事实。应当看到现行民事诉讼法已相应调整了庭前准备工作的重心，将原试行的民事诉讼法第87条第1款“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阅诉讼材料，进行调查研究、收集证据”修改为“审判人员必须认真审核诉讼材料，调查收集必要的证据”。（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16条。）这一修正无疑也是一个进步。但它仍然引导着审判人员过早投身于冲突解决之中，不利于充分调动双方当事人举证和诉讼的积极性，且有可能造成审判人员在开放审理前根据自己调查收集的证据材料形成先入之见，进而难以摆脱开庭审理只不过是这些先入之见的再次推演和展示的状况，使开庭审理形式化和庭审功能萎缩。因此民事经济案件实行公开审判，应采纳辩论原则，主要由当事人举证和辩论，从而达到公开审判的效果。

自审判方式改革以来，各地都在民事、经济审判中大大加强了公开审判方式。这种方式都在不同程度上强化了庭审功能，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特别是通过公开审判，在法庭上讲清事实、说明是非，极大地保障了裁决的公正性；树立了法院和法官“讲理、公正、廉洁”的形象；也确有助于防腐倡廉。所以，公开审判方式已受到法院和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另外，公开审判也为锻炼法官的业务能力提供了条件。公开审判，使法庭成为法官履行职务的主要活动舞台，这就要求法官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深厚的法律理论知识，还要有丰富的审判经验和较强的组织公开审理的能力。公开审理的法庭既是检验法官能力的场所，又是法官增长才干的课堂。（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409页。）

然而，公开审判制度的真正贯彻落实，还须做大量的工作。首先，应切实实行法官独立审判和责任制，根本废除所谓层层把关的层层审批制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强化庭审的功能。如果法官不能独立审判，合议庭没有决定的权限，甚至不能当庭向当事人说明证据的采纳、事实的认定的意见，不能当庭作出判决，公开审判就根本不会起到应有的效果。甚至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再多、合议庭审理的意见再充分明确，却抵不上某位领导的一句话，这样的“公开审判”，必定流于形式。其次，除法律规定不得公开审理的案件外，第一审民事、经济案件均应公开进行。“要做到证据在法庭审查、是非在法庭辨明、责任在法庭分清；真正使法庭成为最讲理、最公正、最权威的地方”。（注：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唐德华1994年10月21日在第三次全国经济审判工作会议上的工作报告《全面加强经济审判工作，为经济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提供司法保障》。）再次，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应抓住举证、质证和认证三个环节，当庭审查和判定证据，当庭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当庭辩论，当庭作出调解或判决。最后，公开审判的“公开”，应当是向社会的公开，应当最大限度地允许各界民众进入法庭旁听案件的审理。公开还应包括对群众和社会公开案情、公开审理过程和审理结果，除了法律另有规定外应允许新闻记者采访报道案件的审理和判决情况。（注：王发荣等主编：《中国民事审判学》，法律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16页。）不能以任何借口限制民众的旁听。

（二）民事、经济案件判决书应详写判案理由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38条明确规定：“判决书应当写明判决认定的事实、理由和适用的法律依据”。但事实上，很长时期以来，法官只注重事实的调查与认定，不重视判决的说理。这一现象，已到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予以切实解决的时候了。

英美国家由其法律传统和思维方式所决定，有着发达的判例法，法院出具的判决书内容具体、推理非常严谨，法官往往从某一个具体的案件出发，通过该案件的审判，阐发或归纳出一项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法律规则。大陆法国家虽为成文法国家，但法官所作的判决，也特别注重推理、说理。而我国法院作出的判决书等法律文件，大多内容过于简单，尤其是推理部分往往下笔太少，对判决中引证的法律条文也未作阐释，有时令人不知其所以然。

当然，出于成文法制度的背景，由于法官不能创制有拘束力的先例，因而其判决通常仅局限于对可适用法律条款的分析，而不必象英美法国家的法官在判决中那样注重推理（注：［美］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30页。）。但在我国，法官之所以不重视判决的说理，还有其制度上的特定原因。由于错案的认定标准是事实认定的错误，法官便只对事实的真实可靠负责，这样，自然也就不重视或根本就忽略对判决书中判案理由的阐述。有一种观点甚至认为，法院的判决书应尽量少说理由，说理越多，越易被当事人抓住辫子甚至惹出麻烦。这样的认识和作法显然是十分错误的，正如有的学者所尖锐地指出的：法官们以此为理由使其判决一般较为简洁时，也就同时将他们对于从事冗长论证的不情愿合理化了。事实上，强调法官在判决中说理对正确适用法律是十分必要的。成文法的演绎推论的方法决定了法官的判决及当事人的请求无法通过法律规范而只能借由具体的判决中的理由来阐述。加之成文法产生的历史悠久，理论基础深厚，法律规范体系编排严谨，这就更需要借助法官的判决尤其是判决书中的判案理由来达致活的、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与死的、刻板固定的法条之间的沟通。（注：［美］埃尔曼著：《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书店1990年版，第230页。）

我们认为，应大力提倡法官在判决书中说理，其理由还在于：第一，判案不说理，不仅不能保证司法的公正，而且会掩盖执法不公甚至贪赃枉法的各种非法行为。因为，在民事、经济审判中，事实的认定与如何适用法律并作出裁判，仍然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事实即便清楚，也并非必然可以推导出正确的结论。许多案件表明，法官在审理中所作的事实认定是清楚的，但法律适用却是错误的。从审判实践来看，说理透彻、令当事人心服口服的判决，基本上都能表明法官执法的公正；而只认定事实，不谈理由或理由不清、牵强附会的判决，即使事实清楚，也不能使当事人信服，其中亦难免出现执法不公。第二，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民事、经济案件大量涌入法院，案情亦越来越复杂，标的动辄几百、上千万甚至上亿元。法官一纸判决，有时要直接决定一个企业或公司的存亡，决定经营者一生心血的成败，这不仅使得法官的权力加重，也使得其责任大大增强。对于如此艰巨的使命，如果只是在说理部分寥寥几笔就作出判决，何以体现法官应尽的责任？尤其是对败诉的一方而言，要其承担成百上千万的财产责任而不对其讲清任何道理，即使理应败诉，当事人也不会服气。所以在不少案件中，当事人在二审终结后，仍然没完没了地告状、申诉、上访。第三，判决书不说理由，也不利于提高法官素质。法官作为法律的专门家，其主要职责是准确认定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如果判决书不讲理由，就无须其具有较高的学识素养和法律运用能力。长此以往，法官的素质只能是每况愈下。第四，判决说理透彻，亦会大大增强对司法审判工作的监督。事实上，我们的许多案件之所以没有公开披露，很多是因为判决书说理不明而难以披露。要真正加强对司法审判的监督，就应该将依法可以披露的案件一律公开。说理透彻的高质量判决，自然经得起社会公众舆论的评判。

在我们看来，一份判决书，实际就是法官向社会呈现的考试答卷。在国外，一篇判决主文，往往就是一篇极好的学术论文。当然，要判决都成为学术论文，这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必要的。但一份判决至少要讲出足够的理由，这样的要求，无论如何不算过份。可以说，民事、经济判决，理由说得越多，越说明法官是忠实于法律、认真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凡是道理透彻的判决，也足以说明该法官是一名称职合格的法官。在当前，应把强化案件判决书的说理、尤其是强化民事、经济案件的说理作为一项基本的要求提出并予以贯彻落实。如果忽视了这一要求，审判方式改革是根本不可能取得应有成效的。

（三）修正请示制度

所谓案件请示制度，是指下级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就案件的实体处理或程序问题以口头或书面形式向上级法院请示，上级法院研究后予以答复的制度。这种制度法律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在审判实践中却非常普遍，并得到司法解释的认可。（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63页。）在办案过程中，下级法院就一些重大疑难案件向上级法院和最高人民法院请示，成为一种十分流行的作法。翻阅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大量出现的，是地方向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请示及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批复。

应当看到，请示制度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确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由于基层法院或中、高级法院水平所限，对一些重大疑难案件，确实把握不准；特别是在对新的法律规定如何理解、法律缺乏规定时如何处理等方面，尚有较大不足。通过请示制度，确有助于提高办案质量。另一方面，某些地方法院的法官在审理某一案件时，因对当地行政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无可奈何，亦可藉由请示制度而适当摆脱困境。

但是，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尤其是对照严格执法的要求，请示制度愈来愈显出其弊端：

1.不符合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独立审判的要求。法院的独立审判，包括上下级法院之间的相互独立。下级法院的独立审判，不仅仅是摆脱社会行政的干预，也包括脱离上级法院不合法的干预。请示制度则为这种干预提供了机会。

2.妨害了当事人上诉权的行使。在实践中，下级法院向上级法院请示，往往需要的是对案件的审理结果作出直接的结论，而并不仅仅是希望上级法院提供一些启示或参考意见。上级法院一旦对案件作出结论，以后案件上诉到上级法院便难以更改；甚至即使有错误，也会因上级法院碍于不能自己推翻自己而维持原状。这样，实际上使当事人的上诉失去意义。这种状况，实际上使法律规定的二审终审变成了一审终审，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申请再审权。（注：景汉朝等：《审判方式改革实论》，第65页。）

3.根本不利于保证案件的审理质量。对于请示的案件，上级法院一般只是听下级法院的汇报，并不直接审理案件。而下级法院的案情汇报又难免带有汇报者的个人主观色彩，使得上级法院对案情的了解难以全面、深入和客观。如果办案人员希望袒护某一方当事人，就可能在汇报中只谈对该当事人有利的一面而少谈或不谈对其不利的方面，借机徇私舞弊。